亨廷顿曾提出一个命题“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土改运动重组基层、整合力量，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现代国家建构奠定组织基础。本文以鲁中三村为个案，以口述史及档案文献为研究方法，以政治的社会基础为研究视角，通过描述土地改革历程中农民组织化的详尽过程及机制，探究社会结构因素对政党的动员策略的影响。分类与整合是土改中政党将乡村社会组织化的逻辑。　　首先，解释村庄社会结构对土改组织化的双重性作用。一方面否定性在于难以从财产条件中划分出阶级形成阶级对立;另一方面支持性在于社会结构分散化、地方性规范弱，易于在外力作用下建立新的组织和价值观，突破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束缚。　　其次，总结了分类与整合是鲁中村庄土改组织化的逻辑。这种组织化具有四个特点与四个机制。四个特点即利用传统权威、重视边缘个体、政策灵活应变、精神物质激励并重，四个机制为政党推动机制、自主意识产生机制、积极分子拉动机制、群体政治社会化扩大机制。　　再者，分析了“分类动员型组织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利用支持性的社会基础，植入新的机制克服原有否定性社会基础的阻碍，从而完成对大多数村民的动员。　　最后，土地改革运动重塑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土改提出了一套新的社会正义观念和社会流动的路线。研究认为，鲁中村庄“分类动员型组织化”是华北老区土改动员的“变通”型式。这一组织化模式与许多群众社会心理的潜在需求扣合，并且给予了不同群体（尤其是传统社会中政治效能感低的青年、妇女群体）的积极创造新社会地位的政治空间与话语空间，即摧毁以家庭为单位的父权一夫权结构，走向社会和政治前台，成为社会人、政治人;组织吸纳、组织间协作与流动构成组织整体化，这是中共推进土改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