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却长期忽视了其带来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近些年来，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力度逐渐加大，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总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此，政府不仅出台了多项有关政策和法规制度，以减少环境污染，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进口国。近年来，为加快对外贸易模式转型，国家开始积极扩大进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这表明我国开始主动扩大进口，以期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从2014年开始扩大进口政策的关注重心逐渐发生了改变，最初国家以平衡贸易为目的，强调进出口发展应该齐头并进，而后由于受到国内资源有限性的影响，为缓解国家内部稀缺资源环境危机，扩大进口的必要性得到了体现。在此背景下，针对中国这样特殊的经济体，搞清楚环境规制和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研究中国进口贸易，既要考虑中间品又要考虑资本品，但中间品贸易占进口额比重在近些年来迅速提升，而进口中间品质量直接影响最终产品质量，从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生产过程中间品投入和对其的进出口贸易都是建立在微观层面的，且对于中间品贸易的研究是近些年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出现的新角度，企业对在环境规制压力下，对中间产品质量的配置具有选择能动性。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会使得企业选择较进口不同质量的中间品。本文将探讨环境规制对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影响，我们需要解决两类问题：一是如何合理测度中国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二是面对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上涨和其他对企业造成的约束，对于进口高质量中间品存在怎样的影响，是否能通过合理的规制手段，以达到提高我国生产的最终产品质量的目的。此外，在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进口中间品质量产生的影响方向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笔者考虑到测算方法的适用性和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找到合适中国进口中间品质量测算方法和数据对其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结果；为解决第二个问题，要参考以往的经验研究，选择合适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选用了Khandewal(2010)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从HS6位码的产品层面对中国2008~2016年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根据年份对其进行加总并分析。而后，在“污染避难所”和“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三条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种假设。而后构建计量模型，首先从行业总体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影响，而后从行业污染程度差异性视角入手，分析了在清洁型行业、一般污染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对进口中间品的影响，并对结果从国家类型和行业质量水平两个角度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整体范围而言，环境规制对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影响呈正向；(2)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进口来源国贸易开放度及经济自由化水平均抑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升级，而进口来源国人均GDP正向影响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3)环境规制对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清洁型和污染密集型行业所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存在促进作用，而在一般污染性行业中，该影响呈负向；(4)中端产品较低水平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其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最强，低端产品次之，中端产品提较高水平的中间品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最弱。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如下：制定合适环境规制政策，加强监管，提倡企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放松进口数量限制，按不同分类标准制定关税税率，为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创造有利环境；统筹规划提升劳动者素质战略；深化改革，提高中国经济自由化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