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至1936年间,编辑和翻译综合杂志《新中华》中的翻译文学是钱歌川早期最主要的文学活动。本研究从《新中华》翻译文学入手,描述其在三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选材特点及所受的影响,并考察钱歌川所译作品的翻译策略及体现的思想。本研究发现,钱歌川在选择译介作品时,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的影响。作为主编的钱歌川并没有跟同属赞助范畴的出版社一样“认同”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在选材中体现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在诗学方面,钱歌川选择译介的作品顺应了主流的诗学,但同时更多地顺应个人的诗学,表现出对主流诗学的拒绝。此外,在个人诗学观的主导下,钱歌川通过改写题目和内容,提供流畅的译文,让读者更好接受,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新作家提供写作的模范,同时提高普通读者的文学趣味,并为他们提供精神支持。本研究丰富延伸了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同时为三十年代的翻译文学研究以及对钱歌川的研究做出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