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47次CNNIC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已达到6.17亿,直播形式日益多元,除游戏直播、秀场直播、户外直播等直播形式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型的直播形式。资本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使得直播业被塑造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主播和直播内容的生产与制造逐渐标准化。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直播平台与机构对主播和受众进行了一定的剥削,一批深陷资本循环的“数字劳工”应运而生。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平台与机构、主播以及受众这三大主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直播行业中平台与主播和受众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剖析了主播和受众被剥削的过程。本研究使用了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笔者作为从业者亲身参与了直播活动,并对泛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和用户进行观察和访谈,重点研究了直播行业“数字劳工”的制造过程以及这一现象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与互联网空间中其他被劳工化的受众相比,直播受众具有许多特殊的心理,如“群体性孤独”心理、窥私欲心理等。同时,直播具有许多特有的传播机制和特性,如实时互动以及“后台”呈现机制等,这些特性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并由此衍生出了直播特有的“一次售卖”机制,即通过关系变现。直播平台和机构是数字劳工的主要制造者,它们通过具体的手段,生产满足用户需求的直播内容产品,来对主播和受众进行压榨,如流水线包装培养主播、构建直播的话术体系、经营主播私域社群、打造直播间的活动和套路等。通过这些途径,直播平台与MCN机构将主播和用户“劳工化”,实现了隐秘的剥削,创造了巨额的利润。作为数字劳工的主播,其主体性被平台和机构裹挟,成为被资本打造的“人设”载体,且工作长期缺少制度保障,和公司平台签订不平等协议,处于不断被物化的状态。作为数字劳工的直播平台受众,在使用过程中经历了被异化、商品化直至劳工化的过程。在资本以及为资本服务的技术的操纵下,用户被剥夺了大量个人时间、榨取了经济价值,走向了“人的异化”,造成劳动异化、审美异化、交往异化。他们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被可以描述为:科技操纵下的“被动劳动”,数字资本疆域下的“无偿劳动”和亲密关系建立下的“情感劳动”。最后,本文从文化批判视角分析了“数字劳工”的制造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批判了媒介奇观下娱乐至死的现象和直播行业造成的“奶头乐效应”,导致受众被麻痹成为单向度的人,由此进行了反思和建议,提出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主播的权利,唤醒受众的批判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