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百年前王国维先生厘定中国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发展态势，“唐诗宋词”援为后学治学之准的，而对“诗至唐而极盛，赋至唐也极盛”的唐赋却重视不够。本文拟对唐赋的发展脉络作一简要梳理，匡定时限为晚唐季。以晚唐赋与科举及铨选的关系为中心，试对“以诗赋取士”的晚唐社会文化氛围对晚唐赋创作、士人心理等作出复原性的解析，以期窥探赋在晚唐时的发展轨迹和文化学成因。将赋作为晚唐这个特定时代社会和文化指导下的社会文学现象进行粗略考察，我们发现，晚唐赋的发展走着一条与晚唐诗并不一致的行进轨迹。唐代诗歌自初唐律诗体制的完成，到杜甫达于最高的水平，各种诗歌体式也在中唐前完成并达到高峰。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体，从风格的纤弱绵密到咏史、怀古、讽刺等题材的选择与晚唐世风保持着鲜明的谐调共振。作为考试的律诗成就不大，而作为典型的考试文体，晚唐律赋在体制上才真正达到精致和完善，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赋（包括考试文体的律赋）也达到“发展的高峰”（马积高《赋史》）这同一时代两起“高峰”的相互关系及其原因有一个粗略的认识。其二、文学作为一种文字符号并不是简单孤立的，它直接间接的体现着一个时代和人心错综复杂的结合与演变过程。我们从科举和幕府，严格说来，是从科举和幕府这两种社会文化单元中潜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活动中，以赋这种文学格式为载体，尽量揭橥碌碌于其内的各色人群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变迁。律赋是有着很大约束性的文体，这种体制的纯粹性虽以牺牲其文学性作为代价，但从反面我们可以窥视晚唐文人逼仄的人生出路，并导引着对晚唐士人心理状态的探析，以便对晚唐时复杂的社会风貌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试图端倪晚唐文化、心理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律赋自初盛唐时期是伴随着时人激越世功、昂扬英发的浓郁热情而产生的。原创的朴质、兴奋和向上的激情写意着人们对帝国的诠释和个人前途的向往，这在初期的律赋作品中不难找到其中的影子。但作为一种优胜劣汰尺度的考试文体，而不是纯粹的文学样式，律赋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其消极的烙印。它强烈地附和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动，比一般文学样式与政治及社会联系得更紧密，这一点到中唐达至藩盛。晚唐季，随着社会、政治的频繁迁动，晚唐士人的心理也经历着一场漫长不平静的波折，晚唐律赋也因此受到社会历史发<WP=4>展的综合洗礼。科举及铨选制度的存在决定了附和制度的律赋对政治更为紧密地依附。而文人性情的开张释放和赋的文学本质属性使晚唐律赋部分地从科举的捆绑中逸出，出现向文学靠拢而偏离科举及铨选的倾向。最终，赋的作用和表现已移离考试的范畴，而接近一般的诗歌，表现出“文学——科举——文学”的回归过程，这是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