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框架下，利益是补贴的构成要素之一，而基准决定利益是否存在及其大小，所以基准的选择对WTO框架下补贴的认定至关重要。根据《SCM协定》第14条，首先应选择被调查国的“国内基准”作为利益计算的基础，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一国国内市场因政府的干预而被扭曲，从而导致“国内基准”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开始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外部基准”来计算利益。此时，“外部基准”的可用性和选择方法就成了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就“外部基准”问题，基于WTO规则和案例，结合我国的反补贴实践，从六部分进行了分析。　　 引言部分向读者介绍了“外部基准”的概念和在WTO框架下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分析了WTO规则中的有关“外部基准”的现行规定及“多哈回合谈判”对“外部基准”问题的发展。就WTO规则来看，《SCM协定》第14条为“外部基准”的使用留下了灰色地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b)款使该问题对中国的适用明朗化，但能否使用“外部基准”以及如何确定该基准，在WTO规则层面并没有权威的指导。　　 可喜的是，丰富的WTO案例为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US-Softwood Lumber IV（“软木案”）和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双反措施案”）两案。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结合上述两个经典案例，系统分析了“外部基准”使用的可行性及使用条件，同时，本文参照WTO成案对第14条(b)、(d)两款的分析，对在案例中未涉及到的(a)款和(c)也进行了相关的分析。该部分为本文的亮点之一。　　 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对我国反补贴实践中涉及“外部基准”的“取向电工钢案”和“白羽肉鸡案”进行探讨，通过分析调查机构运用“外部基准”的做法是否具有“WTO合规性”，得出目前我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对“外部基准”的运用仍不成熟，突出表现在可行性论证非常薄弱。对我国调查机构在反补贴实践中运用“外部基准”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第二处亮点。　　 随后，针对中国出现的问题，文章第五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完善我国在反补贴实践中对“外部基准”的运用。文章的最后是结论，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