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地区因特异气候类型的影响,夏季干燥漫长、阳光强烈。因此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建构起先进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就成为必然之选择。水文化的元素从这里起锚,是缘于一种极具东方特质的君主制下的王权政治,集聚式的调动与组织能力使得地中海东部本来复杂的气候因子发生了变异,转化成为人工化了的技术工程,通过空间的调配实现了自然状态下水资源的相对均衡。鉴于文明的整体性衰竭,移动的态势出现了苗头,文化的路径从孤岛向四面出现了辐射的运行轨迹,使之呈现出少有的“克里特原生质”,即使在转移的动态分布中有所迥异的影响差异,但是施之于自然环境上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能反映,在大希腊世界确实出现了基础之上的再新。由于邻近大陆范围基本上是以城邦为主体的共同体,难以延展克里特的政治体制,文化的呈现亦是如此,与具有实体性质的建筑成就无法相提并论,只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典型城邦在民主政体的陶冶下做出了软性的创造与革新,水资源管理机制的虚体涌现标志着古希腊世界的文明层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姿态的变动对于古希腊立足于地中海世界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一路径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实体的再进并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能动的变革,而是缘于在王权政治下的整合与集聚。而虚体的突破性质变是在一种较为松散的政体下的突变,绝不是虚实构造的线性运行逻辑轨道,这对于理解古希腊民主制的辉煌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认知角度。本文以古希腊水资源管理为切入点,并结合当时的全社会流动要素,着重探讨史前文明至希腊化世界当中水资源管理演进与变迁的基本轨迹,进而阐释这一路径过程中所彰显的富有成就的文化遗产的塑造及其创新因子,对于了解古希腊世界是一扇窗口。本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论述的是学术界对水资源管理的界定及其范式分类。本章旨在说明,内涵与外延交织的“水资源管理”一词,在人类思维解释体系下有不同的范式,夹杂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因素,对于了解古希腊人思维意识下的实体与虚体能动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章主要论述希腊文明的驿站——克里特的水文化。作为近东转运贸易的枢纽中心,来往的商客旅人络绎不绝,这就需要有完善发达的保障体系,来维护开放互动的正常秩序,因此集聚王权形式的王宫建筑群林立于此。为了维持王宫正常生活的运行机制,就需要建立先进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基于这样的缘由,水文化是从这里启程的,这也成为米诺斯文明的显著标志。第三章论述的是水文化向近邻大陆的辐射。本章以水文化的辐射与转移为历史动向,着重强调变迁过程当中所呈现出的基于原质层上的文化再变。要清楚此过程中水文化的一些元素基本上以米诺斯文明为参照,在吸取岛上文明的成果之后,在近海平原地区发展农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于环希腊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四章主要论述早期希腊城邦——区域性的水资源管理。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黑暗”波折以后,环地中海世界的发展境况出现了转好的态势,此过程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体制的萌生,这一政治形式的破茧,对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时由于内需的极限,出现基于经济层面的殖民扩张运动,以前希腊大陆的水文化因子出现了基因突变的动向,经过不断的培育,对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古典希腊时期——文明的高峰。古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是文明程度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跨区域、跨城邦间的军事斗争使得这一地区硝烟弥漫,但是更为瞩目的还是民主制下文化的新立。比如希波达摩体系的推广使得地中海世界的城市景观出现了一道曙光,更好地维持着这里的城市体系的正常运行;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体系也跃上了一个新高度、新态势,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治水管理体制的局面逐步在形成,有助于水资源管理更好地落实智者学派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重要认识理念。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希腊化时期——水文化的东进。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征,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次跨区域的文化东传。由于近东地区环境的干燥,这里的定居者对于希腊文化中的先进水资源设施极为的重视,并不断在生活中对其加以利用。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利用之中饱含着一种文化态度与认知思维,就是简单的加工,而不是更深层次的吸取治本之策,来找到理想的王道。尽管如此,在古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这里的社会结构重塑中,古希腊世界的文化元素仍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