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形成于安史之乱结束后,主要指幽州（卢龙）、成德（镇冀）、魏博三镇,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是朝廷为笼络河北安史旧部的产物。三镇节度史“父殁子代,兄终弟及”,或由本镇军将拥立。他们支配藩镇全部租赋,自署文武将吏,掌握军队,形成所谓的“河朔故事”。但必须承认,河朔藩镇和唐朝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两者间表现出游离与依附并存的特殊关系。唐王朝为改变这种状况,曾多次派兵征讨,或使用赏赐巨款、加官晋爵、出嫁公主等手段进行招抚。这种长期的努力曾在部分时期取得成功,但最终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经过梳理这一过程,明显可以看出唐朝对河朔的策略,有着从坚持军事统一到搁置边缘化的转变,双方在人事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流动案例。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河朔节度使及其家族成员向中央的人事流动成为了反映双方政治关系的敏感指针。虽然河朔三镇节度使大部分以桀骜不驯著称,但仍有一部分节度使或者放弃割据,举家投奔朝廷,有些虽未能入朝,但他的家族成员却有大部分入朝。需要强调的是,相比于文臣武将迁转等一般人事流动,节度使及其家族成员人事流动有其特殊性,它更真切的反映了河朔与中央的政治关系的动态变化。本文通过三个章节,梳理和讨论了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藩镇节度使及其家族成员向唐朝中央流动的案例:魏博以田弘正家族和史宪诚家族为例。这两大家族都受到朝廷在德宗、宪宗朝所采取的积极军事政策影响,做出了归顺朝廷、脱离河朔的政治规划,背离了本土利益集团,在他们离开河朔期间,也就遭到了牙兵及军队势力暴动的考验。成德以李宝臣家族和王武俊家族为例,李宝臣家族的人事流动,只反映了李惟简个人流向中央的特例。王武俊家族的是渐进式的,从王武俊家族的王士真兄弟到王承宗兄弟,经由家族两代人,宪宗、穆宗两个朝代,完成了脱离河朔的人事流动。虽然成德事例的形式和细节与魏博不同,但总体也是受到了德、宪宗朝军事压力的影响。魏博史宪诚、成德王武俊都曾有叛乱的历史,但在最终的政治站位和关键功绩影响下,他们的政治表态和功劳都变现成了兄弟、子嗣的政治资本并因而受到唐朝中央的良好待遇。幽州分两个阶段分析,前期以朱泚及刘济家族为例,后期则涉及到李载义、杨志诚、张直方、李匡威等节度使。幽州相比于其他两镇有其特殊性,体现在人事流动方面,时间跨度更长,趋势性渐强。幽州前期的朱泚、刘澭、刘源兄弟之入朝相比于魏博、成德,更多的是节度使家族内部权力争斗之结果,幽州刘总入朝则是受军事压力影响。而幽州后期,内乱频发,入朝的有李载义、杨志成、张直方、张简会、张公素、李茂勋六任节度使,意图入朝的有李匡威、李匡筹两任节度使。幽州相比于其他二镇愈发强烈的节度使流动趋势是由于:幽州外部始终面临着北狄、外镇、朝廷的军事压力,但继任的军人节度使往往只懂军事不通治术,行事暴虐残忍,会被属下推翻。其次,朝廷自文宗朝起放弃了军事统一河朔,仅以政治方式维持在幽州的形式统治,这反倒使朝廷在幽州节度使中树立了超然的地位,京师成为了幽州节度使政治避难所的代名词,这种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唐朝快要灭亡之际依然未淡化。从时间分布和趋势上来看,魏博和成德的流动案例都发生于穆宗朝之前,而幽州的流动案例则贯穿了中晚唐的始终,并且呈现了加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