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抑价是指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高于其发行价格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全球股票市场上。IPO抑价的存在可以为新股的成功发行提供一定的保障,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一级市场。但是,过高的抑价率可能会促进市场投机行为,影响市场运作效率,过频繁的抑价率波动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从国外成熟资本市场来看,平均的IPO抑价水平一般维持在30%以下。而我国的平均IPO抑价水平达到了152.90%,居于世界首位。与此同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平均IPO抑价率水平还呈现出了较为频繁的波动。总的来说,过高的IPO抑价率和抑价率频繁的波动都是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而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源头出发,探索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目前学者们对我国的IPO抑价现象已经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们最开始主要是利用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来解释该现象,后来也有学者结合我国独特制度环境,对该现象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是,总的来说,目前对于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的产生原因问题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而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IPO抑价状况也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对于IPO抑价问题的研究还是十分有必要的。与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目前我国的新股发行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新股发行制度也一直处于变迁之中,不同制度下的IPO状况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对IPO抑价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选择以制度变迁作为主线展开研究。IPO制度实际上是政府行为的一种体现,它可以直接影响新股价格,也可以通过影响其他主体行为的方式,间接影响新股价格。总之,IPO抑价现象的产生及变化与IPO过程的参与主体息息相关。因此,本文选择以主体行为的视角来解释IPO抑价现象。总的来说,本文用IPO过程各大参与主体的行为来解释IPO抑价现象产生及变化的原因,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在本文的研究中,政府的制度行为是一条主线。政府可以以制度的形式直接影响新股价格,也可以用制度影响其他主体的行为,从而间接影响新股价格。总之,制度的变化会引起市场主体行为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的IPO制度下,各主体的行为也将有所变化,形成IPO抑价现象的原因也将有所不同,需要分开进行讨论。在具体研究时,本文首先研究制度的变化对IPO抑价现象造成的影响,然后按不同制度时期分段,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分析各主体的行为,从而讨论不同时期IPO抑价现象形成的原因。接着,再将各时段融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中国A股市场上IPO抑价现象的影响因素,这时,制度变迁将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被纳入分析模型。最后,本文又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以动态的视角分析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率形成和变动的原因。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介绍IPO抑价概念以及度量方法；然后介绍我国目前的IPO抑价状况；接着又以文献综述的方式介绍前人对IPO抑价现象的相关解释,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笔者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是制度变迁与Mann-Whitney U检验。在这部分,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的IPO制度变迁过程,然后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初步判断了IPO抑价率是否随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通过检验笔者发现,在不同的IPO定价制度和不同的IPO审核制度阶段,IPO抑价率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同,而定价制度对于IPO抑价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笔者最终选择以IPO定价制度作为标准将实证期间分段,在下一个部分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IPO抑价的实证分析。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在IPO定价制的不同阶段下建立回归模型,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各制度阶段IPO抑价率的影响因素。然后,笔者将定价制度和审核制度因素以虚拟变量的形式纳入回归模型,在整个实证区间进行了回归,验证了制度变迁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同时从整体意义上得出了影响IPO抑价率的一般性因素。在以上两部分,本文所选用的实证区间跨度都为1991年1月-2015年12月,涉及的样本都涵盖了该区间内在我国沪、深市场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并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数据。模型共涉及13个解释变量和3个控制变量。第四部分是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状况综合分析。在这部分,笔者以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为基础,结合市场环境等其他因素,综合分析了整个A股市场IPO抑价状况的形成和变动。最终得出,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的产生和变化是在政府行为和投资者行为的主导下,各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五部分是政策建议部分。笔者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了几点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改善我国IPO抑价状况,促进我国A股市场健康发展。经过研究,本文最终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的产生和变化是在政府行为和投资者行为的主导下,各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具体来看：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时期,由于政府的制度限制,新股在一级市场上折价发行,同时在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作用下,新股二级市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最终导致IPO抑价。在首次尝试询价制的时期,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仍然是造成IPO抑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压低报价,新股发行人、承销商和询价对象进行信号博弈后得到抑价发行的结果也是导致抑价的一个原因。在固定市盈率定价时期,发行人有压低价格发行股票的动机加之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共同造成了IPO抑价。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初期(2005年1月-2009年5月),由于新股发行人本身有压低价格发行股票的动机,加之询价对象压低价格报价,最终导致新股一级市场折价发行。加上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作用,最终造成了IPO抑价现象。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第二阶段(2009年6月-2012年4月27日),通过承销商和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间的信号博弈,新股在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被抬高,而投资者严重的非理性行为又进一步将新股价格抬高。因此,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成为了造成IPO抑价现象的唯一原因。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第三阶段(2012年4月28日-2015年12月31日),由于政府政策的引导,新股发行人本身有压低价格发行新股的趋势,加之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浓厚,造成了这一阶段的IPO抑价现象。从整个IPO历史来看,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政府的制度变迁一直是影响我国IPO抑价的最重要因素,而新股发行人、承销商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IPO抑价率。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一直有抬高新股流通价格的趋势,只是在不同时期,投资者行为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政府的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对IPO抑价率造成了或是正向或是负向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制度一直是影响IPO抑价率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具有导向性的因素；新股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在某些制度阶段显著影响IPO抑价率,某些阶段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对我国的IPO抑价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与其他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在处理制度因素时,笔者将Mann-WhitneyU检验与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结合起来分析,这是实证方法上的创新。对于IPO抑价率和上市首日换手率数据,笔者都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调整,这是数据处理上的创新。同时,本文不仅在不同阶段分别分析了IPO抑价现象的产生原因,而且从整体上解释了IPO抑价率的变动,以一个较为完整的视角分析了中国A股市场上IPO抑价状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为IPO抑价状况的改善提供了一些思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积极推动注册制改革、转变政府角色、抑制投机氛围、完善相关机制等建议,以期改善我国IPO抑价状况,促进我国A股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