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外籍译家众多,虽然他们的翻译目的不同,但在客观上,他们的翻译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韦利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作为一群特殊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作品值得关注,他们特殊的文化身份也值得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突破了单纯的原文译文比较的局限,将影响翻译过程和成品的文化环境纳入研究视野。这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其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自然成为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翻译家如何通过翻译行为构建译本在异域的文化身份,另一类是研究译者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翻译动机和目的、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方法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两类研究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原因与结果,即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不同,其翻译动机及翻译策略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使译本在译语中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产生改变。这两类研究都注意到译者文化身份对其翻译行为及翻译产品的影响,但同时忽略了翻译活动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活动对于译者自身文化身份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英籍翻译家阿瑟·韦利为个案研究对象,揭示其翻译活动对其文化身份的影响,并解释其产生的原因。　　 本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介绍本研究的理论背景、研究目的、方法论及研究意义。第二章综述国内对译者文化身份研究的不足,介绍阿瑟·韦利研究的现状,指出本文研究的必要性。第三章引入文化身份的概念,通过分析其构成及构建过程,笔者认为翻译活动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包含两个方面:塑造新的文化身份和解构原有文化身份。第四章以韦利为个案,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①韦利汉学家文化身份的形成;②韦利对中国文学态度的转变;③白居易诗歌翻译对韦利人生观及文学观的影响揭示了韦利的中国典籍翻译活动对其文化身份的影响,并从中国典籍的文化载体作用、译者在接受原语文化方面的优越性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学术性研究解释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指出译者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其文化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