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压力的加大、世界贸易的国际竞争加剧等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交错,中国制造业存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乏力,甚至出现了“低端陷阱”的现象。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长期发展计划,制定了中国优势制造业的宏大发展目标,谋求在一系列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通过创新带动整体制造业的转型提升。针对转型压力,依靠政府推行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存在弊端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所以在整体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力求减少企业成本,如何实现引导制造业向高端转型成为了重大课题和挑战。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本文将制度因素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围绕以包容性制度为指向的制度质量良性变迁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机制展开,结合全球价值链自身提升特点,探讨通过制度质量的完善促进制造业整体转型的“自然发生”,以期促使”制度红利“成为突破全球价值链提升的根本路径。不同于依赖投资等“人工干预”,制度质量提升是通过构建适宜的环境因素,激励“创新”推动经济中相关因素“自然”生成并最终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本文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借鉴Acemoglu(2015)“包容性制度”的理论框架基础,通过重新设定“制度质量”的内涵展开研究。全文从逻辑架构上是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文献综述,分别围绕“研究问题阐述”和梳理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展开。第三章围绕研究问题进行了“理论构建”。在这章中,首先,对制度质量的涵义进行了完整的阐释;其次,在此基础上应用博弈模型对企业创新选择进行讨论,从微观层面上揭示公权力执行者具有的道德风险如何在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的条件下,会演化为对于创新型企业的逆向淘汰的不利制度环境。这种逆向筛选机制,即较低的制度质量抑制了创新的出现,从而造成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再次,通过构建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对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阐述,并围绕制度质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特征提出三个研究命题:一是,制度质量的良性变迁与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是,制度质量的完善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所发挥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三是,制度质量提升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提升。第四章围绕着对相关事实的考察展开,着眼于对我国现有制度质量、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的在全球对比下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我国的制度质量、创新能力和全球价值链攀升都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在取得快速成长后都进入了阻碍重重的泥潭区。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表面看突破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深入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而根本在于由公共服务水平制约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在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还是逆向淘汰创新型企业。第五章、第六章是本文的“实证验证”部分。第五章根据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门槛效应模型对制度质量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机制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创新在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上一章门槛效应原因的认识。通过研究,可以归结为如下结论:第一,根据各国经验,制度质量改善确实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发挥了正向作用。第二,制度环境的完善需要持续达到阈值才能充分发挥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制度质量对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作用发挥存在着条件性和阶段性差异。条件性是指制度质量的内在因素之间存在互相配合发挥作用的特点,所以需要具备使之协同发挥作用的前提。阶段性差异是指制度质量会在不同阶段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发挥强弱不同水平的作用。第三,制度质量通过影响创新来实现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作用。制度质量的提升首先影响了企业的创新选择,推动了企业在自身博弈出发倾向有利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行为;其次创新所需要各因素的积累使得制度质量的推动作用滞后出现。创新在制度质量和全球价值链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七章进行了总结,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公权力治理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来实现制度质量的提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促使企业通过参与创新型活动来面对市场竞争而不是通过对个别公权力执行者的勾结来盈利。公权力治理的状况形成外部制度环境,筛选决定了对于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占优而被激励还是因为在权力赎买竞争中无所作为而被淘汰。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创新能力的突破只是表象,深层次的课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质量的提升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