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创造股东财富，这一目标的实现极大程度取决于投资活动是否有效。但是，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等现象普遍存在，多数企业都存在非效率投资的问题。为了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的发生，内外部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其中，高管激励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提高投资效率、实现企业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纵观国内外文献，关于高管激励经济后果的研究很多都局限于单一高管激励方式的直接影响，近些年，也有文献关注到高管显性激励组合的综合治理效应，却忽视了高管隐性激励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我国制度背景下，将隐性激励引入到高管激励研究框架中，从显性和隐性激励双重视角，探讨高管激励和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作为高管显性激励的代理变量，选取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激励的代理变量。首先，理论分析高管显性激励和高管隐性激励分别与非效率投资的直接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两者交互作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然后，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构建实证模型加以验证。最后，得出结论。研究发现，高管显性激励中的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均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而高管隐性激励中的在职消费反而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进一步发现，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的交互作用，以及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的交互作用与非效率投资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仍然存在，在非国有企业中却得不到支持。　　本文贡献之处在于：将高管激励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由单一激励因素影响扩展到综合效应影响，并深入对比高管激励综合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差异。不仅丰富了高管激励和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为企业提高高管激励机制和投资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