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震》开始,张翎倾向于在一种宏观视角下重笔书写“疼痛”。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经历、以及她对艺术的高度追求,为其“疼痛”书写增加了底蕴,这使得她一改“温情”乌托邦的建构,走向对人性更深层的观察和思考。本论文主要从张翎小说呈现的对“疼痛”的重构、审视及超克三个方面,论述外部历史灾难与灾难映射出的深层痼疾——人性的异化和传统文化的压迫——给人带来的伤害,以及人物在“疼痛”中升华出的超脱境界。其一,张翎小说利用“时空型”框架呈现历史大灾难、大事件给人物造成的身心创伤,并在个体视角下重构灾难对小人物生存空间的挤压。其二,复调与对话的叙述策略表达了人物内心更为深层的“疼痛”,而其主要来自于灾难下人性的异化和传统道德的压迫。其三,通过张翎对个体“疼痛”叠加的书写策略,探索张翎在“极痛”中寻找“极善”的目的,从不可靠叙述中投射出的抵抗“疼痛”的光亮到阿燕这一坚韧悲悯的“圣母”形象的分析,表现出张翎作品对“疼痛”的超克。最后,通过对张翎“疼痛”书写的意义和困境的辨析,进一步分析了“疼痛”书写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化——它升华了张翎的创作观念,丰富了其创作成果,并且张翎书中人物对待“疼痛”的态度也映射了其自身心灵的成长;随后将张翎的“疼痛”书写与同时期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等进行对比,凸显出张翎“疼痛”书写的亮点以及她回归中国“疼痛”历史所存在的题材重复、时代断隔等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