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快速的城镇化带来城乡间要素的迅速流动。土地要素的非农化引发城市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导致了建设用地显性形态的转型;劳动力要素的非农转移引发耕地利用方式的持续演变，导致了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转型。一方面，土地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利用活动带来相应的经济产出;另一方面，土地又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交互作用的重要媒介，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可能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当前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推进了土地利用转型，也由此引发了多种正面抑或负面的环境与经济效应。近年来，伴随城市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大气污染、雾霾频发日益严重。同时，伴随粮食产量的稳步提升，因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依然是环境治理的重要难点。　　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独特视角，开展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利用转型的环境与经济效应耦合研究，分析土地利用转型与环境污染排放和经济产出间的耦合现状，探索土地、环境、经济间的交互作用规律，以及借助土地利用转型管控实现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耦合优化途径。为此，本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空间自相关理论以及生产理论等理论为指导，引入计量经济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从建设用地显性转型和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两个主题出发，构建土地利用转型效应耦合研究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并选取经济发展区域分异较为明显的山东省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建设用地显性转型既会产生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经济效应，同时也会引发负面的环境效应。土地利用管理政策的制定需权衡不同发展阶段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此消彼长，以探索既定技术、制度框架下的最优解决方案。实证分析显示，研究区建设用地显性转型对区域大气污染排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新增建设用地管控措施受经济发展引导，且未表现出对环境污染减排的引导作用。这是因为，山东省正处于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转变的时期，其建设用地的供应与管控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主、降低污染排放为辅。但考虑远期经济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居民对环境质量要求的进一步提升，应积极转变当前需求引导的“被动型”管理模式为供给引导的“主动型”管理模式，以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2)研究区自“九五”计划以来形成了资源型、重化型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本研究通过构建资源环境投入产出表，获取不同行业间因污染减排而产生的综合联动关系，分析了第二产业内不同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所对应的污染减排效率。研究认为:未来应结合新旧动能调整方案，根据排污强度和减排效率合理安排产业用地供应结构，借助建设用地结构管控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3)中国耕地利用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经营、农业合作化经营、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到新型主体下适度规模经营的演变，耕地利用机械化水平和灌溉条件经历了持续地发展和提升。在劳动力兼业化、非农化的背景下，研究区耕地承包权流转较为普遍，推动了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阶段，家庭农场以种植业经营为主，以中等耕地经营规模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为社员提供生产性服务为主。　　(4)研究从耕地利用水平、农业产出水平、水环境污染水平三个方面选取表征指标，开展了“土地-环境-经济”的耦合状态研究。通过引入基于遗传算法的K-means聚类分析法，将研究区不同县域单元的耦合状态划分为7种类型。通过构建基于空间遗传算法的K-means分区方法，将研究区不同县域单元的耦合状态划分为鲁东区、鲁中区、鲁西南区、鲁北区、鲁西区和鲁南区6个区域，不同类型或分区内的耦合状态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　　(5)研究从污染源头入手，以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为表征指标，引入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对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和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规律。结果显示，耕地利用机械化水平提升对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存在极限，未来应结合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多种方式共同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区多数县域单元的农药施用强度处于上升阶段，未来应结合良种自主研发、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从根源上缓解农业面源污染。　　(6)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研究是一个涉及多维信息的复杂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可发挥不同学科在各自维度的分析优势。结合多学科分析技术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改进，有助于获得更好的拟合效果和更全面的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