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译学界出现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无论是翻译家还是翻译理论家，都不再把翻译研究局限在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层面，而是放在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和审视。他们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文字之间的技术性转换，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的交流。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必然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作为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主体和媒介的译者开始进入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而译者的文化身份研究则是伴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一起进入翻译理论研究范畴的。诚如安德鲁利弗威尔所说，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媒介，必然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而形成各自的不同的文化身份。译者文化身份的不同及其影响，导致其构建各自迥异的翻译观和不同的翻译行为。本文以许渊冲和阿瑟韦利为个案展开对比分析。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理清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化身份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提出文化身份的确切含义，为本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搜集大量的资料，从主流文化身份和非主流文化身份两方面对许渊冲和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进行剖析和研究，以明确两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再次，以搜集的许渊冲和阿瑟韦利共同翻译且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中国诗歌为基础，对其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对其文化身份的分析，研究和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观和翻译实践的影响，并将这种分析渗透进翻译行为的全过程，以完整呈现译者的文化身份对译者的影响；最后，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作者发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者的影响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决定性的。译者由于文化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在其翻译观还是翻译实践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的翻译观，二是译者对译文的不同的理解，三是译者在翻译中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最后，作者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不足和以后的研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