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全球价值链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高各国竞争力以及创造就业的“新引擎”,为我们理解“贸易和就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中间产品在多国间往返流动会使得一国在运用传统统计方法测算贸易以及就业收益时存在“统计幻象”,因此全球化生产需要新型的贸易统计方法衡量一国的真实贸易和就业收益;另一方面,全球化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化生产的“枢纽”,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已经演化出其独特的分工模式,深入研究国际分工模式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对未来提高国内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与已有关于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研究不同。首先,我们通过一系列指标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同时刻画了我国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模式的表现及其特征。其次,我们在新型的分工模式下构建了衡量就业数量的单位增加值就业效应指标,并对其进行了部门分解和跨国比较分析。最后,深入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分工模式表现为:我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呈现上升趋势,但在金融危机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北美是我国制造业的第一大前向分工关联经济体,而日韩是我国的第一大后向垂直专业化分工经济体;我国与金砖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前、后向关联程度均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其次,在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方面:传统的以产出为基准计算的就业量低估了国内真实边际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即以单位增加值为基准计算的就业效应更大;虽然低端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效应最强,但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低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增加值增长与就业增长短期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进行部门分解发现,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发展是未来国内就业增长的重要方向。最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内就业结构整体上呈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在进口方向上,与日韩、欧盟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够显著提升国内的就业结构;在出口方向上,与北美、日韩、金砖三大经济体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够显著提升国内就业结构。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东亚—中国—北美”三角分工模式能够提升国内就业结构;与美国纯加工代工的分工模式对国内就业结构提升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