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史资料汇编无论在文化史还是史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尚书》的研究与整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各种形式的注释可谓汗牛充栋,但《书经》越注越繁,难读如故。周秉钧先生独辟蹊径,“删专著之繁冗,采先贤之胜义”作《尚书易解》,杨树达先生胜誉难读之《尚书》“庶几乎人人可读矣”。周秉钧先生从词法、句式、修辞等方面对《尚书》进行科学阐述,言近旨远,易简畅达,为《尚书》研究的简易化树立了榜样。《尚书易解》以其科学性和简洁性成为《尚书》研究的代表作。《尚书易解》代表了周秉钧先生《尚书》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周先生治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本论文除绪论、结语部分外,共分为四章。分别对周秉钧先生“核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的训诂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并尝试揭示形成这些特点的治《书》理念和治学态度,为《尚书》研究提供新的借鉴。第一章为“核之以诂训”。通过对《尚书易解》在推求本字、诠释连语、求证新解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明周先生以诂训通训诂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为“衡之以语法”。通过对《尚书易解》在考察词法和句法规律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明周先生以语法通训诂的研究方法。第三章为“求之以史实”。通过对《尚书易解》在考察上古民俗和古代礼制基础上取得的成就,明周先生以史实通训诂的研究方法。第四章为“味之以文情”。通过对《尚书易解》依上下文义辨析特殊词义、据常见文例确定文句起止、按文情语气说明篇章分合的考察,明周先生以文情通训诂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