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增长奇迹”,但在以往的发展中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为此我国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我国早期用资源和环境代价换取了近三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带来的增长代价越来越大,以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因此转变经济增长向绿色效率驱动型转变迫在眉睫。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环境需要。环境规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下,环境规制的制定可以有效帮助经济实现绿色化。环境规制可以划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实施手段、规制形势、政策效果,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也不同。因此,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分析,找到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制定方式,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从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不足入手,借助对环境规制影响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主要的理论判断,随后介绍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并剖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现状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及成因,下一步应用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中介效应分析、门限效应回归及空间效应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微观、中观、宏观三大层面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源于微观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中观产业结构变动两方面因素,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共同受到宏观双向FDI的推动,因此本文将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行为。第二,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间差距显著,并具有动态性、连续性、空间性特征。第三,微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绿色经济效率均呈现显著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由于现阶段规制强度较低表现出对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第四,中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渠道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第五,宏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双向FDI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从而有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非线性机制,IFDI与OFDI两者相互融合、协调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第六,基于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并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利用双向FDI实现绿色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应对当前绿色经济发展需求,关注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本文基于当前“绿色”发展需要,落脚于绿色经济效率分析。文中不仅分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现状与影响因素,而且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二,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并构建综合指标对其进行考察。本文构建综合指标全面考察我国当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得到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第三,从全新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宏观全面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此三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提出了针对我国不同经济结构下构建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