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既是仅据半壁江山的偏安王朝,也是汉族政权、华夏正统在南方的延续。东晋南朝之政治制度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实为汉唐制度的过渡阶段,以此,其统治政策与政治形势颇为纷繁复杂。东晋南朝之政局演变与人文兴衰反映在众多方面,用人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大关键。而丹阳尹作为京畿最高地方行政长官,江左以来,几近宰辅之重,故考察丹阳尹之人选情况,既可稍补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下郡级长官人选的研究缺憾,并有助于由此把握东晋南朝的政治情况,以及用人得失及其多方面的影响；又可进一步理解东晋南朝首都的政治与制度状况,并进而丰富对南京地方史中之东晋南朝建康史的认识。　　 东晋南朝丹阳尹的职掌以执掌军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并参预朝政。其选任较汉制殊异,固无定制,大体以“亲信”居之。丹阳尹的任免权也非专属中央,而是往往把握在秉实权、执大政者手中。　　 由辑考所得东晋南朝历任丹阳尹,总计一百四十九人一百六十三任。依其籍贯、门地、任期等统计分析,考察人选情况及与政治之关系,要者有三:第一,南人任丹阳尹者远少于北人。自永嘉南渡以来,北来世家大族力量远胜南方土著大族,奠定江左政权的东晋主要倚赖北来世家大族辅佐王业；延至南朝,北人势力仍强于南人。第二,东晋南朝任丹阳尹者以高门与宗室为主,人数居四分之三强。东晋以高门任京尹最多,至南朝逐渐减少,宗室则相应增多,其消长变化呈现“递减”与“递增”之势。东晋政局主弱臣强,为典型之“门阀政治”时期；东晋“门阀政治”对南朝的影响又十分深远,故尽管南朝高门任京尹有递减之势,亦占政治舞台的主位。南朝宗室任京尹逐渐增多,则反映了皇权的逐步复归。第三,任免变更频仍,任期无有定式,虽长短不一,而大多任期短促。此与当时社会政治情势相互关联。又陈朝用人与前代迥异,此既与陈霸先的出身与门地有关,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代各阶级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