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说故事”的方式，展现了春城名苑邻里维权与反维权的生活史。从2000年延续至今的维权/反维权行动，在街区邻里生活世界中呈现为“流动着的社会事实和实践着的权力关系”。多元行动力量的互动和对抗实质，是“权力管制逻辑”与“业主自治逻辑”的内在冲突。从“维护物权”到“争夺治权”、再到“要求规则合理化”，邻里行动者以“问题”作为行动展开的逻辑线索；从“集体行动”到“诉讼维权”、再到“法外斗法”，邻里行动者用行动塑造着权力、资本、邻里和业主之间的关系边界。研究发现，在国家支配的权力网络中,社会资源失去了本应内含的“社会的”属性，业主在维权时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效果难料。业主所能运用的“抗争剧目”也是极其有限的，在貌似多样化的行动策略背后，呈现的是一致的行动逻辑，“法”成为贯穿维权过程始终的中枢，“守法逻辑”构成了业主维权的行动边界。业主自觉“依法”和“以法”的维权实践，不仅是一种依托国家法律和政策权威的行动策略，更是一种依附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伦理。国家是业主诉求的中心和源泉。它从反面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权威，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国家”这一抽象的意义象征体，成为转型中国民众抗议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在业主的意识世界中，法律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国家却是融入骨髓的伦理。业主并非一味遵照国家法律、按部就班行事，而是善于寻找制度间隙、拿捏行动分寸，它充分体现在业主维权的行动策略之中。这些所谓的“公民勇气”和“生活智慧”，与其说是行动者基于不同环境、针对不同时机采取的针对性维权形式，还不如说是他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步步为营”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它是一种国家塑造的“谨慎小心”，也是一种国家压制下的“被动求生”。国家体制和制度本身成为维权行动的空间，这一“空间”不仅意味着行动的机会，更标明着行动的界限。邻里反维权力量在面对业主维权时占据主动地位，在应对技艺和策略上更是游刃有余。本文从“蓄意制造”的邻里派系、德治逻辑、分类治理三个层面阐述反制逻辑。第一，“蓄意制造”邻里派系。在陌生的商品住宅社区，居于垄断地位的权力和资本，为了建立与邻里社会的草根性连结和日常性互动，从而掌控邻里互动的主动权，所以，通过笼络邻里精英、施予象征性礼遇和实物性报酬，在一个全新的精英吸纳机制中建立邻里支持网络。在名苑，这种邻里精英吸纳机制是通过组织建设和运作来实现的。邻里派系作为一种分化和整合机制，本身就是反维权的手段。在业委会选举中，“选举”实际成为一个重要机制，权力和资本藉此与邻里派系精英分享社区治权。第二，邻里反维权派系的德治反制逻辑。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将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基层行政主管部门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业主与业主的“内部矛盾”；二是主要运用德性评价和道德分类模式，将法律和权利冲突转化为道德和话语冲突。第三，城市基层政权的分类治理术。城市基层政权以压制与分化、吸纳与合作、协商与渗透等策略，有效地分化和消解了业主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将业主维权行动限制在邻里纠纷的水平，同时，将国家权力的触角悄然延伸至邻里日常生活空间，促进了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再生产。笔者在反思业主维权研究的“策略”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界”的解释概念。维权业主与反维权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不仅使双方行动维持在一定界限之内，强化着某种可能的对抗边界，而且还会生产出新的界限、开辟出新的空间，实现对抗边界的再生产和转化。对抗边界的生产。国家“法治”营造了维权/反维权“合法对抗”的机会空间，它不仅包括维权业主运用国家法律和政策资源展开合法抗议活动，还包括权力和资本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带和缝隙“合法”地侵权和反维权。维权/反维权的对抗，转变为对法律话语的不同选取、解读与实践之间的对立。因而，由国家“法治”营造的机会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力量角逐其间的策略性空间。对抗边界的拓展。由于国家“法治”的工具化、模糊化和策略化，维权/反维权的法律对抗边界是模糊的，并拓展至法外空间，法外“加码”与“解码”是维权/反维权的常用策略。“法治”所营造的行动空间既将对抗纳入合法轨道，也变成了一种无法超脱的限制。对抗边界的转化与维持。业主的维权行为在法律政策和社区结构中具有双重内涵，这种双重内涵经由邻里这一机制，被切割和分类处理，即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看是正常的、合法的，但在邻里语境中，却是非正常的、不道德的。维权/反维权的邻里对抗，实现了维权意义从“正常”到“非正常”、从“合法”到“不道德”的转化过程。由此，维权/反维权的对抗边界也被维持在邻里。即，维权活动的层次被限定在邻里层面、抗争对象被设限在社区之内，业主维权由明确的法律和权利问题转化为“扯不清”的邻里纠纷，维权诉求亦从“对权利的追逐”转向“对道德的正名”，失去了创新维权实践和向外延伸扩展的可能。这也是基层政权和反维权力量所希望达到的“治理”效果。最后，本文针对“国家”在中国社会抗争中的中心地位，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模式—“作为框架的国家”，并进一步反思了业主维权研究的“权利范式”和“策略范式”。首先，作为一种意义来源，“作为框架的国家”赋予了维权行动的合法意义和话语资源，但它只能指导维权行动，无法保障行动结果。其次，“作为框架的国家”不仅是维权的武器，也是反维权的武器，虽然维权/反维权在具体问题和利益上存在冲突，但都无法否认它的合法性，“作为框架的国家”成为维权/反维权的共享框架和意义中介。再次，“作为框架的国家”具有抽离性、统摄性，它成为对抗双方共同的诉求对象，对抗过程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最后，“作为框架的国家”是社会治理转型的结果，它以提供规则、赋予意义、建立制度为治理策略，几乎不以实际行动者现身。作为一种解释模式，“作为框架的国家”比“依法维权”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本土适应性。它能够发现隐藏在多种抗争形式和多变抗争策略之中的稳定逻辑。笔者凸显业主维权过程中的国家因素，意在“发现社会”与“找回国家”之间唤起一种学术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