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为引导经济增长平稳换挡,优化经济结构,中央政府进行了新一轮系统性的税制结构优化和税率调整。在2008年完成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在2016年5月1日全面实施了营业税改增值税;此后,国务院又分三次对增值税税率实施并挡和调降。本文主要尝试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研究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及增值税税率下降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对本轮税改政策加以评估,并为今后财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分析基础。本文第二章在一个四部门模型下分析了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宏观经济变量及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在单部门模型和垂直结构模型下分析增值税税率下降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通过反事实分析比较替代性的减税方案对经济影响的差异。第二章分析了“营改增”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章构建了一个拥有产品和服务业部门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四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此刻画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另外,与通常的模型假设不同,本文将消费性服务和最终产品一起作为生产投资品的要素投入。我们比较不同假设下模型系统稳态值的差别,并在符合我国实际的参数假设下模拟各个变量的转移动态以及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投资品生产函数的假设对模型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投资品仅由最终产品生产,则“营改增”不会影响稳态的利率水平,进而对消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都很小。将消费性服务也作为生产投资品的要素投入后,投资品价格下降会降低家庭对稳态利率的要求,从而使稳态资本存量大幅增加,投资需求也大幅增加,进而增加产出和消费。结合中国实际数据对参数进行校准后,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营改增”在长期会使消费性服务相对于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3.09%、使得长期的稳态利率下降3.37%、长期稳态工资水平提高6.9%,而税改初期利率水平提高了1.6%、工资水平下降了1.1%。“营改增”在长期使得消费性服务和最终产品的稳态水平分别增加9.32%和7.48%,在短期则分别使得两个产业的产出增长率提高1.4%和1.7%。长期来看,“营改增”使得家庭对服务消费增加了5.56%、对产品消费增加了2.26%,但是在税改实施的初期,家庭对服务和产品的消费都有5%左右的下降。税改还使得家庭的劳动供给在长期增加了2.24%,福利水平提高了1.99%。对于政府的税收收入,在短期有12.76%的下降,但是随着产量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提高,税收下降幅度最终收窄至5.77%。模拟结果显示服务业产出的实际占比在长期仅增加了0.38%,在初期下降了0.07%。同时,“营改增”政策使得大约1%的劳动和资本由第三产业流动到第二产业。实际数据中服务业对制造业相对价格在政策实施后第一个季度下降了3.8%,本章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相对价格在政策实施初期下降了3.61%,与实际数据相近。第三章在一个经典的Ramsay模型中加入政府的两种支出规则,并将政府生产性支出引入模型,讨论永久性的增值税减税对宏观经济各个变量稳态的长期影响,在转移动态中分析减税政策的短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下降主要通过影响劳动供给来影响总产出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政府支出规则对降低税率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具有生产性的政府支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到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另一方面会通过反馈效应放大减税的效果。具体而言,对于政府支出随着减税而下降的情形,比较静态的理论推导显示,减税对稳态劳动及产出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家庭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当?（27）1时,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当?（29）1时,减税阻碍经济增长。通过校准和数值模拟,我们取?（28）1.5,发现减税对闲暇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闲暇增加,劳动减少,最终在新的稳态产出减少0.38%。而生产性政府支出通过反馈效应大幅度的放大了减税的影响。当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足够大时,减税为家庭增加的收入被产出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得收入效应减小,替代效应占据主导,新稳态的劳动供给反而会增加0.26%。数值模拟显示,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时,在情景一的支出规则下,降低增值税税率20%,在初期使得经济增长率下降0.16%,随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小,直至回升到外生的经济增长率,在新的稳态下,产出的水平将下降4.12%,消费者福利将下降1.81%,政府税收收入下降12.89%。对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固定的情形,由于政府需要通过额外的总量税或者发债为支出融资,所以减税对家庭闲暇的替代效应总是大于收入效应,家庭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新稳态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都同比例上升,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小幅放大了这一效果,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降低增值税税率20%,在初期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0.42%,随后经济增长率逐渐恢复至外生增长率,在新的稳态下,产出水平增加了1.16%,消费者福利增加了0.53%,政府比例税收入下降了8.1%。从实际数据观察,到目前为止,政府的财政支出规则更符合情景二的设定,所以我们认为降低增值税税率可以提高劳动供给,增加产出水平,但是影响的幅度有限,不足以遏制增长率下行的趋势。如果未来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制约,政府生产性支出下降,将会对产出水平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本章在模型中引入异质性家庭,模拟结果显示,非李嘉图家庭比例的上升会使得减税的效果增加,但幅度非常小。减税对两类家庭的影响有所不同,由于李嘉图家庭在减税后会持有更多的资本,这一收入效应给李嘉图家庭带来更多的消费和闲暇,所以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增长要小于李嘉图家庭,劳动供给增长大于李嘉图家庭。非李嘉图家庭的存在提高了李嘉图家庭的福利水平,当非李嘉图家庭占人口比例从0提高至60%时,李嘉图家庭因减税带来的福利水平变化从0.525%上升至0.958%。第四章结合中国经济生产结构的特征将第三章的基本模型扩展为上下游厂商同时存在的垂直结构模型。研究税收政策的实施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对上下游厂商产出规模的影响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在上下游厂商之间的流动）和中间产品相对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变化。本章还比较了政府对上游产品支出的占比对新旧稳态变化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下降的影响在情景一的支出规则下与第三章的单部门模型结果有所不同。在对数效用函数下,政府支出不存在生产性时,单部门模型显示增值税税率下降对劳动供给和总产出都没有影响,但是在垂直结构模型中,税率下降使得上游厂商产出下降了1.8%,下游厂商产出上升了0.54%,与GDP对应的最终产品下降了0.38%。这主要是因为增加政府对上游产品的购买后,政府支出的减少会改变上游产出相对于总产出的规模。数值模拟显示随着政府在上游支出的比例增加,减税对劳动供给和产出的影响幅度也不断增加。在情景一的支出规则下,劳动和资本由上游厂商向下游厂商流动,这是因为政府税收的减少使得政府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减少,而由于最终产品税率下降,家庭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政府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减小幅度也小于对中间品的需求下降幅度。当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时,增值税税率下降对稳态GDP的影响从-0.38%下降至-4.65%,这与第三章单部门模型结果很接近。家庭效用水平也由提高2.55%变为下降1.82%。在情景二的支出规则下,增值税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方向与单部门模型相同,上下游厂商的产出、劳动和资本存量都同比例增加2.19%,政府比例税收入下降了6.73%。生产性政府支出放大了减税效果,使得稳态总产出增加了3.74%,这比单部门模型的影响幅度大很多。不同于情景一的是,随着政府支出在上游的占比增加,减税的影响幅度逐渐减小。增值税税率下降对稳态时中间产品相对于最终产品的价格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转移动态中,情景一的政府支出规则下,中间产品相对价格先下降,随后回升至新的稳态;情景二的政府支出规则下,中间产品相对价格先上升,之后下降至新的稳态水平。中间产品的扭曲税税率下降对产出的影响幅度要大于增值税税率下降的影响,假设“营改增”使得扭曲税税率从5%下降至2%时,两种政府支出规则下,稳态GDP分别增加了1.16%和5.74%。扭曲税的下降使得下游厂商购买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所以下游厂商在生产中用中间产品来替代劳动和资本;上游厂商销售中间产品的价格在扭曲税税率下降后有所提升,同时下游的需求增加使得上游厂商扩产,因此劳动和资本由下游厂商向上游厂商流动。最后,反事实分析表明,在政府减征额度相同的情况下,降低资本税无论是对GDP增速和稳态,还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都要优于降低增值税。因为稳态利率的下降促进私人资本形成,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这在情景一的支出规则下抵消了公共资本下降的影响,在情景二的支出规则下使得正反馈效应加强。在情景一的支出规则下,降低增值税使得GDP增长率在初期下降0.13%,长期的稳态水平下降4.65%;而降低资本税使GDP增长率在初期上升0.6%,长期的稳态水平上升2%。两种减税方案在初期都使政府税收收入下降8.4%,但是降低增值税的政策在之后使政府税收继续下降,最终降幅达到12.05%,而降低资本税使得政府税收在之后略有上升,最终降幅为8.36%;而在情景二的支出规则下,降低增值税税率在初期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长期稳态GDP水平提高了3.74%;而降低资本税税率在初期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9%,长期稳态GDP水平提高了11.44%。两种减税方案下政府比例税收入在初期都下降了7.7%,但降低增值税使得政府税收最终下降了5.32%,而降低资本税税率最终上升了0.49%。从本文的研究看出,“营改增”对经济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无论是第二章的四部门模型还是第四章的垂直结构模型,都显示稳态产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政策实施初期就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左右。而降低增值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有限,当政府支出随着减税而减少时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在稳定经济增长和政府职能转变之间进行权衡,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之前,为了稳住经济增长,政府依然需要通过发债或其他融资方式,保证减税后政府支出不下降。另外反事实分析表明降低资本税税率无论是对GDP增速和稳态的影响,还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都要优于降低增值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