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实施关乎社会稳定,民族存亡,其中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并未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而是通过科举制度下对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的研读,潜移默化地实现道德伦理教化。不过,近代以降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时间中国社会动荡,人心浮动。随后虽然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但如何重塑国民道德仍是清末及民初的重要时代主题。后来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虽然再度遭遇日寇入侵,但不仅同仇敌忾赶走日本侵略者,而且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新陈代谢。而这一切离不开学校德育对国民道德、信仰及认同等方面的塑造。笔者通过研读史料,发现清末民初的德育主要通过修身课程进行,且至1923年被“公民科”取代前,“修身科”作为近代中国首个德育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现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特别是小学修身课程的研究仍留有空间。故此,本研究以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和文本分析法,根据收集到的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的相关原始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梳理清末修身课程设立的背景。在内忧外患的合力作用下,清政府推行新政,积极向西方及日本学习。特别是在研习日本设立“修身科”统一思想、规范国民及稳定社会的经验后,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首次将“修身科”列入学校课程体系,且位于各科之首。直到1923年,“修身科”被“公民科”取代,才正式落下帷幕。第二,探索清末小学修身课程的起步。清末之际,中国颁布学制,要求小学堂设置修身课程,并规定其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的德行,修业年限为初小五年,高小四年,授课时数均为每星期两小时。这一时期修身教材的主要编纂者有高梦旦、张元济、蒋维乔、蔡元培和庄俞等,并延请部分日本人协助编写;教材内容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层面,且尤以个人及家庭层面为盛,如要求学生讲卫生、爱清洁、守纪律等;典型事例方面多选取中国古代先贤事例,以学习并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教学实践上,因其尚处于不成熟的萌芽阶段,且受时局影响,进展并不理想。第三,结合新德育观探究民初小学修身课程的发展。民国成立后,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道德提上日程。随着蔡元培在教育部会议上颁布注重公民道德要旨,民初小学修身课程改革就此展开。首先,在修业年限时长方面做出调整,规定初小修身课程修业年限四年、高小修业年限三年,授课时数均为每星期两小时。其次,教材编纂方面,主要编纂者有陆费逵、蒋维乔、沈颐及包公毅等,题材兼具中外故事,且无论数量、种类皆较清末大幅度增多,还出现了修身挂图等。再次,教材内容方面,虽仍集中在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层面,但已不同于清末,更倾向于社会、国家层面,体现出培养学生国家观念的目的。且在教科书中新增“职业”“公德”、“法制”等内容,其中初小侧重“授以道德之要旨”,高小在初小基础上增加“民国法制大意”,体现出国家注重培养国民道德、养成“新国民”的要求。最后,教学实践方面,受时局动荡及教育发展水平不一等影响,各省份小学修身课程教学实践效果参差不齐。笔者选取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作为个案进行论述。第四,探析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的意义及启示。一方面,就其意义而言,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不仅使学生修炼品性,陶冶道德情操,培养修身处世的能力,也完善了近代中国学校课程体系,更为随后“公民科”及现代德育课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就其启示而言,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对当前德育课程的标准制定、教材编纂、教学方式,乃至培育合格的德育教师等方面都提供了经验教训。总之,清末民初小学修身课程随时代变化而进行着新陈代谢。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学”的多重作用下,小学修身课程肩负的使命从清末的解决道德危机、稳定人心、统一思想进而挽救清政府统治,至民国建立后转变为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国民”,并通过教材编纂、教材内容及教学实践等方面的调整,发挥教化国民的作用,同时为随后德育课程奠定基础。这既是时代对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德育课程肩负历史使命的体现。其中经验教训值得后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