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民流入城市的速度加快和滞留时间的延长，国内社会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对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现状方面的研究已有了相当多的成果，但还没有全面研究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相关成果。本文通过对城市农民工和市民的个案研究，对农民工—市民的冲突做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这一冲突是制度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在简要分析城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城市生活现状后，本文对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现状做了全面的疏理，对冲突的强度和方式、冲突的领域、冲突的规模、冲突的指向、冲突的责任和冲突的处理方法做了详尽的分析。此外文章着重指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不仅具有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的负功能，还具有促进城市社会发展、加强群体与社会整合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 文章引入有关冲突理论、群体理论及阶层理论，以便建立本文的解释框架，寻找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包括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利益分化如何引发两个利益群体的冲突；“国家干预”(尤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宏观变量是如何影响两个群体的身份定位；在更具隐蔽性的文化层面上，“群体意识”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在归因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对策，并指出解决冲突存在的困难。 本文全面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原因，指出社会转型、城乡断裂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是冲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着重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融合；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良性互动；改善城市社区建设，增强农民工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归属感；建立冲突预警机制，降低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强度和烈度等。 本文着重指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和市民两个利益群体不仅会根据自己的收益情况调整对改革参与的态度和程度，而且会根据相互之间的矛盾程度和收益程度来调整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和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群体的冲突一直不断，对抗性不断增强，成为一个突显的社会问题。 结论是，农民进城是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开放的程度。目前的杜会结构对城市农民工的包容度是有限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二元用工制度没有根本性变革之前，在市场经济还不能为解决农民工获取市民身份问题提供一个全面而永久的方案之前，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还将继续，并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