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奠基石。其中,义务教育更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下促进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至本世纪初,政府逐渐将均衡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相对的,公众对义务教育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公平而有质量”的优质教育,即不仅要让人人都“有学上”,还要让人人都能“上好学”。这一需求实际上是对义务教育充足提出了要求。义务教育充足是指政府基于设定的短期和长期义务教育成就目标,而提供相应水平的资源,以便使所有学生达到绩效标准的状态。它是“教育成就标准+财政资源配置+绩效达标”的结合体。义务教育充足发展不仅需要充足的财政资源支持,而且需要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及时调整,以适应义务教育充足发展的要求。但是,我国当前的财政资源仍然较多地沿用适应传统的基本教育公平配置导向和方式,而围绕着义务教育充足要求,存在着财政资源配置主体间责任不明确、政策导向“不对症”、配置供求不匹配等问题,导致财政资源配置过程无效率、结果不达标,这将很难适应新形势教育充足发展的需求。加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实施,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收紧。因此,如何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满足公众对义务教育充足的需求问题亟待研究。本文试图解决“如何优化配置财政资源以实现义务教育充足?”的问题,围绕着“确认义务教育充足标准——实证财政资源配置现状对义务教育充足的影响——财政资源配置优化”的思路展开研究,包括7章内容,其中第4～6章是重点。第1章导论。说明研究的背景、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第2章文献综述。梳理和述评国内外义务教育充足和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已有研究成果。第3章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理论框架。从“使命-政治-运作”自上而下、由抽象到具体的三维影响逻辑进行理论分析,为后续探讨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财政资源配置的行为、财政资源配置的运作提供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政府使命:义务教育充足标准体系分析。利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对2011～2019年我国义务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从而确认了由“愿景-目标-规划”三层次组成的义务教育充足标准体系。同时,论文以2017年为例,计算了我国31省、市和自治区的义务教育充足指数。第5章政府行为:财政资源配置对义务教育充足影响的实证。基于我国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政府行为的差异和博弈影响义务教育充足的假设,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验证。第6章运作优化: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政策建议。在明确义务教育充足使命、实证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存在问题及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7章总结与展望。基于前文的分析结果,凝练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并阐述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根据研究思路,经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应遵循“使命-政治-运作”这一由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的三维影响逻辑,这是由义务教育产品属性和政府职能决定的。使命是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上位标准和价值诉求,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配置财政资源提供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外部环境的多变化要求公共部门的行动应以创造公共价值为使命。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需求来看,义务教育充足是政府配置财政资源创造公共价值的应有之义。中位层次的政治层中,由于各级政府的利益诉求不一,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存在差异。在我国的政治集权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会通过项目制,即规定财政资金的具体用途,控制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意志,而地方政府亦会能动地将中央专项资金融入到地方自身的发展规划中。二者控制和反控制的相互博弈过程会导致教育财政资源配置难以实现义务教育的充足使命。下位层次的运作层中,财政资源配置的运作需通过再造优化配置方式高效地完成使命,基于明确组织使命、优化生产过程和变革管理系统,将资金优先分配到创造价值最需要的领域。（2）我国缺乏明确的义务教育充足标准体系,需要确立由愿景、目标、规划三个层次、若干具体指标构成的充足标准体系。否则,会导致财政资源配置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在政策体系中,中央政府往往代表一国政府从培养什么人（愿景）、如何培养人（目标）、资源如何配置（规划）对实现义务教育充足使命做出承诺。基于政府承诺确认的“愿景-目标-规划”标准体系,能够从成果、产出、投入全面评价义务教育充足。满足义务教育充足的标准体系应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3）义务教育充足存在“中部塌陷”问题,即中部省份的义务教育充足程度较低;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在义务教育充足的各层次上存在明显差异。以全国抽样的434个县为样本县,基于“愿景-目标-规划”标准体系计算的2017年义务教育充足指数结果表明,天津、北京、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各层次的义务教育充足程度均较高;江西、河南、海南等省份各层次的义务教育充足程度较低;西藏、青海、山西等省份规划层充足指数高,但目标层和愿景层充足指数的较低;福建、重庆、安徽等省份虽然规划层充足指数低,但目标层和愿景层充足指数并不低。三层次充足指数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东、中、西地区不同的义务教育发展逻辑。尤其是在目标层教育公平和效率的抉择方面,东部地区对义务教育的需求存在异质性,不以成绩作为教育质量的导向,但存在以教育均衡损失教育效率（成绩）的情况;中部地区的成绩“指挥棒”作用最为明显,不论均衡与否都要保证学生的成绩产出;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更加注重均衡,以贯彻转移支付中上级政府对教育公平的政策意图。（4）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存在“非充足”的逻辑,即财政资源配置与充足导向不对症。434个样本县义务教育各层次的充足指数与财政支出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愿景、目标和规划层均存在越需要财政投入的区县获得的财政经费越低的情况,尤其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成绩越好的区县生均财政补助经费越高,西部地区办学设施越不充足的区县生均财政建设支出越低。也就是说,财政资源配置供给与充足发展导向不匹配。（5）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行为中,省级统筹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公用经费充足上需进一步发挥作用;现有的转移支付配置方式存在供求不匹配问题,导致义务教育充足使命的实现缺乏效率。义务教育充足程度有2/3的差异来自于省级差异,且省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公用经费和学生成绩影响。转移支付所导致的配置缺乏效率,一方面产生于转移支付会影响财政资源在学校间的分配,带动更多的财政资源流向小规模学校;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会影响学校的支出结构,导致其将更多的经费用于与学校建设相关的项目支出。（6）基于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应该分类管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一刀切”的方式指导财政资源配置不具有可操作性。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所得的结论,本文对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明确使命,为财政资源配置指明方向。明确使命需要界定履行使命的权威主体,确保组织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熟知使命,并在使命的基础上动态调整行动目标和方案。（2）广开财源,确保教育投入可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和“后4%时代”,应以义务教育充足为标准,重新建立教育经费投入标杆,并在体制机制上激活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投入义务教育的动力。（3）配置资源,调整和完善义务教育充足的财政资源配置逻辑与方式。配置逻辑应与当前实现义务教育充足使命相匹配,弄清学校教育生产的规律,建立充足导向的预算问责制度。转移支付应发挥资金的实效性,从政府间的关系出发,使上下级政府间实现“激励相容”。（4）分类管理,增强财政资源配置优化的可操作性。基于综合充足指数的平均值和生均财政补助支出的平均值将样本县划分为四类:低财政支出、高充足度的I类县应作为义务教育财政充足的标准县。对高财政支出、高充足度的II类县应下放办学自主权和决策权,以满足公众对教育的额外需求。对低财政支出、低充足度的III类县应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获取能力。以河南省汝南县为例测算的充足财政投入缺口为:小学和初中的财政投入在教师和公用经费等经常性支出上每年分别需增加1.98亿元和7800万元,在办学设施等固定资产支出上分别需增加2900万元和1.5亿元。对高财政支出、低充足度的IV类县应规范财政支出结构,避免转移支付带动财政资源流向与教学无关的建设项目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1）明确了义务教育充足标准体系。以中央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文本为基础,论文梳理出明确、可量化的义务教育充足标准体系,为政府履行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使命提供参考。（2）分析了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非充足逻辑,实证了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配置工具如何影响义务教育充足实现路径的现状与问题,为调整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逻辑和完善配置方式提供依据。（3）基于样本区县探讨了义务教育财政充足区县参考标准,测算了不充足区县所需财政资源缺口,为在义务教育充足方面处于不同阶段的区县进行分类管理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