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解决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根本法则。但该法律条文仅对动产买卖风险负担作出了概括性规定,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解决不动产买卖风险负担问题,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文以成都某公司与他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风险负担的规定,通过案例分析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瓶颈,规范房屋买卖中的“交付”含义,进一步理解“风险负担”本质,论述“交付主义”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及我国房屋买卖应该优先适用所有权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最后总结评析案例,归纳提炼出对我国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建议,以期望对我国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司法实践产生意义。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以成都某公司与他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揭示当前我国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纠纷实际的复杂性。第二章阐述交付与风险负担原理,分析当前司法实务中交付主义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对本案的房屋交付与风险负担进行析论,认为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应优先采用所有权主义。第三章对违约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行了充分论述,旨在对违约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进行明确区分。第四章对完善我国现行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正确区分动产与不动产的风险负担认定标准,包括房屋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应主要采用所有权主义原则、明确认定不动产风险负担标准时间问题、风险负担的范围与后果、对风险负担规则中的“交付”内涵进行界定。二是完善风险负担后损失分担机制,主要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完善房屋保险基金保障机制、完善当事人违约情形下的相关负担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