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肾及情志历来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各个时期都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无论是病机、病理、治疗、预防、保健等等,都有丰富的贡献。“肝肾同源”论的哲学思想起源于《易经》,医学基础根源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肾生骨髓,髓生肝。”吴昆注曰:“髓生肝,即肾生肝,水生木也。”至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同源”才正式形成。肝肾同源的含义可包括:①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生,故肝阴和肾阴相互滋养,肝肾相生。②肝和肾均内藏相火,相火源于命门。③肝和肾虚实密切相关,相互制约,治疗上多兼顾二脏。④“肾生骨髓,髓生肝。”髓上聚于头则成脑。故肝、肾又通过脑、髓紧密相联。在先天,肝肾共同起源于生殖之精;在后天,肝肾共同受肾所藏的先后天综合之精的充养。肾藏精,肝藏血,精聚为髓,精髓化生为血(精血同源),由于肝肾同源于精血,故称“乙癸同源”。肝肾母子相生,精血同源;经气互通,八脉共隶;同居下焦,共寄相火均是“同源于精血”的体现。由于肝肾两脏生理关系极为密切,当然在病理上也必然相互影响。生理上,肝血须依赖于肾精滋养,肝才能有藏血、和疏泄功能活动;反之,也只有肝血充盛,使血化为精,肾精才能充满,肾才能有藏精,主生殖发育等功能活动。所以病理上,当一脏亏损时,另一脏也必然导致不足。由于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就决定了在临床治疗肝病与肾病必当二者兼顾,即肝血虚,补养肝血亦当填补肾精;肾精不足,补益肾精亦当滋养肝血。又如肝阳上亢往往是阴不足而致,故平肝潜阳,亦当滋补肾阴。只有二者兼顾才能使阴阳平衡,恢复正常生理活动。肝肾同源理论在明代形成以后,一直对临床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许多论者都在临床观察中注重总结“从肝治肾病”、“从肾治肝病”和“肝肾同治”的疗效,从而大大拓宽了肝肾同源理论的临床运用范畴。在妇科、眼科、针灸、男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肝肾同治之的报告越来越多。肝肾同源的实验研究一部分从补肝益肾的汤药对大鼠如视网膜、糖尿病等等的影响;另一部分则从现代医学角度研究肝肾同源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等方面的相关性。正常情况下,七情是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七种不同的情志反映,一般不会使人发病。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人体本身的生理活动的调节范围,引起脏腑气血功能紊乱,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在于五脏,情志的调控受制于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可见情志与五脏的关系最为密切。《黄帝内经》尤为突出心肝肾三脏在情志调控中的作用。《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强调心主宰神明,而肝肾对精神活动调节具有重要作用。气机升降失调是情志致病的主要机理,肝主疏泄,为气机之枢纽。情志失调,可致脏腑疾病;而脏腑功能失常,也会导致情志的病变。情志变化,首先引起肝气紊乱。气机紊乱日久,影响到肾,则易出现全身性症状,并激发各种情志疾病。中国古代虽然没出现“心理应激”这一词,情志却已包涵了这部分内容。情志作为致病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现代医学认为,心理应激是由于个体在生活适应过程中,因环境要求与自身应付能力不平衡的认识所引起的一种身心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倾向于通过非特异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表现出来。机体的应激机制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情志致病与现代心理应激理论在认识方法上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肝、肾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关系十分密切,肝肾同源与情志调控机制的现代研究亦是从这方面入手。现代医学的情志调控系统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物质基础为神经递质、激素及免疫活性物质,这些物质也与内脏密切相关,情志致病的关键是通过刺激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分泌增多或减少引起。肝、肾在情志调控中的作用,与交感—肾上腺髓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免疫系统等有一定的相对应性。本文主要从肝、肾角度发掘肝肾同源与情志调控机制的相关性,回顾“肝肾同源”论及情志调控机制的理论研究,及“肝肾同源”论的临床应用,科学地、创新地运用中医藏象理论的“肝肾同源”理论为临床诊疗、预防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