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证据种类,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含量,这就对其取证主体的技术资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在实践中多数侦查人员并不具备电子数据收集的技术知识,他们往往需要依靠侦查机关以外的相关技术人员收集电子数据,因此就不满足取证主体合法性对取证权限合法性和技术资质合法性两方面的要求。缺乏取证权限可能会侵害被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而缺乏技术资质可能会影响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另外,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也会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此,为了防范取证主体不合法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建立科学规范的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制度是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的界定困境。先是对电子数据取证主体的规范现状进行分析,重点以2016年两高一部出台的《电子数据规定》和2019年公安部出台的《电子数据规则》为例,进一步指出现今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主体规范存在的问题;第二章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认定的实践问题进行分析。这部分笔者运用了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不同取证程序与不同取证模式下的取证主体,揭示司法实践中的取证主体现状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反映目前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主体法律界定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局面;再者,考虑到取证主体对证据能力产生的影响,在第三章中对电子数据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同样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在取证权限不合法与取证资质不合法的情况下分别会对证据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我国对于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规制的出路。在提升取证技术与适当扩大取证主体的范围的基本思路下,提出对上面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措施,确保取证主体合法性的同时也能解决司法实践的困境。本文通过对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的研究,试图对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制度进行规范,以尝试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取证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