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互联网+”逐渐成为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消费行为和就业方式,但是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对人们的幸福感也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影响是否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互联网对幸福感的影响意义重大。已有研究指出,互联网对幸福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作用机制涉及社会关系、消费行为、工作质量、相对收入、社会制度环境、环保参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教育多个方面。然而,已有研究尚存不足。一是忽视了不同作用机制的研究,大多数只关注了社会关系这一作用机制。二是忽视了不同情形下,人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三是忽视了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影响。四是较少涵盖中国的样本,对中国的情况关注不足。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探讨了在不同情况下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考察了这种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幸福感有什么影响?二是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是否存在差异?三是如果有影响,能够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研究围绕上述问题,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就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提高了其幸福感。其次,在不同群体中,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年轻人、有伴侣、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更高的主观经济地位或更加偏好风险,使用互联网对其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更大。而年龄较大、非农户口、更加乐观、人格特征更加严谨、更加顺同或更加开放,使用互联网对其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更小。第三,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包括:人们通过使用互联网提高了收入水平、增加了家庭资产、改善了社会关系、增加了休闲闲暇、促进了良好社会制度环境的形成、提高了环保参与意识、提高了认知能力,这些因素进而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本研究围绕着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分析,创新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总结并实证互联网使用提高幸福感的不同作用机制。本文从收入、家庭资产、社会关系、休闲闲暇、社会信任、环保参与、认知能力等视角出发,分析了它们在互联网使用提高幸福感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其中,收入用人们的家庭人均收入衡量;社会关系用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进行衡量;休闲闲暇用休闲消费和休闲时间进行衡量;社会信任用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来衡量;环保参与用人们倾倒垃圾的地点来衡量;认知能力用字词能力和数字能力来衡量。二是区分并证实不同群体中互联网对幸福感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探究了不同个体特征、主观态度和人格特征群体中,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其中,个体特征主要从人口统计学出发,主要包括年龄阶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籍类型等方面;主观态度主要包括主观经济地位、乐观期望、风险态度等方面;人格特征主要包括严谨性、顺同性、开放性等方面。三是识别并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尽可能减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从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测度误差、反向因果等三个方面进行识别和处理。其中,为了尽可能的消除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工具变量包括区县层面的互联网使用率、家庭中是否有电脑、市级互联网普及率等。四是使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增加对中国情况的关注。本文使用中国人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近几年数据进行整理,整合成涵盖2010、2014和2018年3年的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提高计量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可以降低或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以更加精准的描述个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