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疑难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其对案件的最终决定关系到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法官如何保证自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决,在思维上首先要有统一的标准。目前法官主流思维主要有两种,一是受法教义学方法论思想支配的法教义学思维,一是受社科法学方法论思想支配的社科法学思维。这两种法官思维对于疑难案件的处理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对法治建设有何不同作用值得思考。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法官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应有的思维,并且对法官处理疑难案件之现实状况作出反思。本文首先对疑难案件这一争议性概念作出界定,从而为文章讨论的问题提供背景与前提。一般案件或者“简单案件”,其处理结果通常不具有争议性,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即可得出可接受的结论。但是,对疑难案件的处理,往往具有争议性,处理结果不可预期,为了得出公正的判决,法官需要有正确的思维指引。受两种不同法学思维——法教义学思维和社科法学思维——影响的判决,对社会可能产生如何不同的效果,值得权衡比较,并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何种法学思维作为法官的主导思维。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法官的主导思维应该是法教义学思维。文章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何为疑难案件,在此背景下引出两种法学思维支配下法官思维;第二部分讨论是以社科法学思维为主导的法官思维,探讨受这一思维影响作出的判决的利与弊;第三部分以法教义学思维为主导的法官思维,结合实际案例探讨其作为主导思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其作为主导思维的积极意义;第四部分在前三部分的基础上,得出法官的主导思维应该是法教义学思维——“受法教义学思想支配的法律思维”之简称,并以我国首个冷冻胚胎继承案为例,探讨在法教义学思维影响下,应如何进行论证说理并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