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如何有效进行“创新制度供给”已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结合外资研发的嵌入及合理利用对技术创新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以1998-2014年30个省级地区(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统计资料，构建了制度变迁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研究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　　为测度中国各省级地区外资研发嵌入水平，本文从外资研发人员嵌入、外资研发资本嵌入、外资开发改造资本嵌入、外资研发机构嵌入、外资专利申请嵌入、外资专利授权嵌入、外资新产品项目嵌入、外资新产品销售嵌入和外资新产品产值嵌入等9个嵌入变量入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外资研发嵌入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由东往西逐次递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的非均衡性呈现某种“固化”态势。随后，本文用熵权法构建了政府经济参与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制度变迁指标，并选取贸易竞争指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为检验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影响的中介作用，将检验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静态面板下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动态面板中用系统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和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关系中扮演了完全中介作用角色，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变迁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力在固定效应模型下为0.1285，在系统GMM模型下为0.0487。分区域研究中，制度变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政府经济参与和外资研发嵌入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在西部地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问题，引入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GMM模型以及由此发展出的SPGMM-Tobit模型等空间计量方法，测度制度变迁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空间溢出现象明显，制度变迁在政府经济参与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中扮演了完全中介效应角色；稳健性检验也表明我国经济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政府经济参与变化→制度变迁变化→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变化”环节；制度变迁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经济参与通过负向作用于制度变迁进而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为此，文章最后提出促进政府经济参与和制度变迁互相匹配、重视中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发展的非均衡问题以及加强与相邻(近)地区的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