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治理框架中,风险交流贯穿始终。虽然我国在2012年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但是目前重大公共风险决策还是一种少数人的对话,并没有发挥风险交流的作用。由于不同群体存在风险认知偏差,重大公共决策的利益和风险分配需要最大限度得到公众支持以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递的紧迫性高等因素,以重大传染病疫情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风险交流具有其必要性。在共同治理框架中,除各级人民政府及行政部门外,还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家、媒体、公众参与其间。故而在风险交流的规制视角下,有必要明确各主体在风险交流中的角色,理解行政机关内部、以及行政机关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探讨如何通过改进风险规制理念,充分发挥行政治理中多元角色的作用,促进行政任务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转变风险交流治理理念,认识到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可能存在不足,必须依赖社会力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明确风险交流治理就是一个对话和公共讨论的过程;其次完善风险预警和信息公开制度,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加入预警信息发布主体,构建及时公开、主动公开、全面公开、持续性公开的风险信息公布基本原则;明确公布疫情信息的类型与内容;考虑降低公布主体的门槛;设定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义务等。发挥专家知识模式的治理优势,强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作用,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的构建,重视专业人士的决策介入。此外,还应当明确公众与媒体的互动作用,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完善传染病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规范;完善媒体舆情的交流,强化媒体对疫情的社会预警功能,促进官民对话与沟通,有效矫正公众认知偏差的错误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