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我国A股市场迎来了高溢价并购的高潮,“并购热”成为常态。在高溢价的并购交易中往往伴随着高商誉,给企业后续商誉减值埋下了隐患。近几年巨额商誉减值的事件频频曝光,许多被高溢价并购的企业在业绩承诺期过后盈利能力直线下滑,导致并购企业不得不计提商誉减值损失,这严重扰乱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秩序。商誉一直是学术界中热议的话题。先前对商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商誉会计处理,包括商誉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二是商誉减值造成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商誉的本质、高商誉的成因、商誉减值的动机和商誉减值方法的相关文献,界定了商誉、商誉减值和盈余管理的概念,结合协同效应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研究问题:高商誉的形成和减值原因有哪些,商誉减值是否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有关?对A股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规模较大、商誉减值存在集中计提情况。同时对游戏行业的特征和商誉减值情况进行分析,指出游戏行业普遍存在高商誉减值的风险。艾格拉斯在2015-2018年多次进行了高溢价的并购,产生了高商誉,而后突然在2019年计提了近30亿元的高额商誉减值损失。艾格拉斯的商誉减值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本文对艾格拉斯商誉减值案例进行了研究。在案例介绍部分,首先,回顾了艾格拉斯的并购过程;其次,梳理了艾格拉斯并购交易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情况。在案例分析部分,首先,分析艾格拉斯产生巨额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高估价、高业绩承诺;其次,指出艾格拉斯管理层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最后,分析了商誉减值给企业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针对艾格拉斯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建议:第一,规范商誉的初始确认。采用合适的方法对资产合理估值;同时,要谨慎使用业绩承诺,优化现有业绩承诺机制。第二,规范商誉的后续计量。综合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采用系统摊销法和商誉减值法结合的方式进行计量;加强监管执法、完善披露机制,避免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