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至今,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迫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法开始更新使命：一是如何在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性、互换性基础丧失的情形下,调整民事关系；二是如何在保障私权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自此,民法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其理念从追求形式正义转而为追求实质正义,其价值取向从法之安定性转而为社会妥当性。其中,民法现代化在合同法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合同附随义务追求实质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的认可与接纳。附随义务被纳入法律体系,意在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均衡利益之归属、风险之承担,从而在法律上对现代合同关系的调整日益精细化,最大限度地实现实质之公平,维护交易之安全。但是,如何建立一种合适的附随义务规范体系,可以保护合同双方利益,既能使合同中受损方得到及时、公正的救济补偿,又不至因此而使违反附随义务一方丧失了履行合同的积极性,则成为现代合同附随义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致力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各抒己见地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但纵观之下,相关的理论学术观点和实务运用经验做法,仅散见于民法理论书籍片段和短篇案例文章。本文则基于现有理论和实务运用之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反思,研究的重点是对我国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实务运用的认识评价、检视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合同附随义务制度的些许构想,以期对合同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制度的完善能有所裨益。但惟撼囿于本人水平之所限及相关研究资料匮乏,此文仅能就所选课题略陈己见,在课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还有待斟酌,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