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认为,敌托邦小说是反乌托邦的小说,事实上敌托邦思想在乌托邦思想发展史上并不是作为乌托邦思想的反面或终结出现的,这主要体现在它对乌托邦蓝图的反思和对乌托邦精神的发展上。　　 乌托邦思想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有着一条未曾间断的线索,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分化为两种传统,即蓝图派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传统,而始终贯穿于这两种传统之中的是以希望为核心的关于正义社会的梦想,也就是乌托邦精神。在西方文学史中,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则与乌托邦思想发展并行不悖,而英国文学也展现出对乌托邦主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敌托邦小说的写作中表现出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价值。　　 在对敌托邦小说的理解中常常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极权主义与乌托邦概念的混淆。敌托邦小说无疑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但是并不是反对乌托邦的,它只是是通过对极权主义的反对警示了通往乌托邦的历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乌托邦精神的歧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托邦蓝图也显现出以绝对理性为支撑的静态思维方式的局限,敌托邦小说讨论了蓝图中时间“孤岛”的实质,并由乌托邦蓝图对社会体制宏观建构的过分关注转向了对个体生存的思考,为乌托邦精神的继续发展打开了思路。　　 基于对乌托邦蓝图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敌托邦小说家申发了对传统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召唤、信仰的重建和自由的重申,借由这三种方式重新回归乌托邦精神,并为乌托邦思想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对自由问题的探讨上,敌托邦小说家陷入了自由的悖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显示出其思考中个体与共同体失衡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