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以其信息化、虚拟化、交互性、及时性的特征日益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随着公民自主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网络社会中，原本广为分散的个体，就会因为共同的兴趣或关切对某一公共事务发出“群体”的声音，抑或形成互动性讨论与协商氛围。在大力提倡民主社会的今天，这种基于网络并能最大限度地汇集民意、反映民心的互动式民主让我们眼前一亮。　　 网络民主参与是网络民众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沟通、对话、协商等民主形式来自由、平等而充分地表达意愿和参与政治，最终达到形成舆论、改变政策的结果。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民主主体平等化、参与方式直接化、参与成本廉价化、权力结构扁平化、信息载体无界化、形式特征虚拟化、信息传递交互化等特点。需要用发展性、建设性的视角来界定网络民主参与的主体：即具有民主的参与意识、一定的知识结构、基本的网络技能，富于理性、良知和正义，并具备网络话语能力与参与意愿的显在和潜在的网络参与者。当然也不能仅仅将网络民主参与的主体限定在掌握文化、政治话语垄断权的少数精英阶层，而应扩展到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各个阶层，因为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参与，只是靠一部分高学历、高技能者的鼓噪与激愤，离真正广泛的网络民主参与还是有些距离。　　 网络应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它承载更多的是一种服务功能，且其本身具有信息可信度、参与广泛度、表达代表度、民主可控度、回应有效度等方面的缺陷，特别在“虎照门”危机事件中凸显的网络民主参与在网络暴力、信息过滤、体制缺陷以及有限参与的缺陷，都需要我们对之进一步深入思索。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对他人进行肆意人身攻击、财产侵害以及隐私侵犯的狂热行为，它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信息过滤是指博客、论坛、贴吧等网络传媒在获取网民注意力的过程中，人为地选取一些内容而舍弃另一些相关内容，从而造成网络参与的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的状况。体制缺陷是指由于网络民主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目前只是存在于社会系统而未被法律明确纳入政治输入过程，因而造成网络参与作为一种制度性民意的可行性的缺失。有限参与是指在网络民主参与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参与主体不完整，并由此造成网络民主代表度与参与度不足的现象。　　 可以说，网络民主灵活性的背后是制度性规范的相对缺失，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最核心精神是制度化规范的不断建立与完善。必须寻求网络民主参与的边界，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不损害社会的公正性与协调性为边界，从而促进网络民主在正确的轨道上发挥更大的公民民主参与的放大效应。　　 可以从改良并完善公共论坛机制、建立民主参与的配套制度、培养网络良性互动性参与的公民文化，以及人本化治理等方面寻求改进之道：可尝试设立网络民意调查局，并以官方名义设立“公共民主论坛”，就各公共问题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开贴接受网民的协商、讨论，对分散于网络海洋中的网民意见和建议进行收集、整理、综合、分类、调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并将网络呈现出的所有民意整理后分类报送各有关部门，为决策者和执法者提供经过梳理后的网络民意，同时撰写处理建议、调研报告、决策参考，并跟踪反馈各部门的应对意见和处理情况。这样就可以通过保证公民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性，从而最终促进“公民充权”。必须建立一套信息传播的有效机制，完善域名管理、代码控制、数据加密、网络实名等方面的技术制衡，加强互联网的行业监管，并保证信息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的特性，使得信息得以平等地分配、真实地传递、全面地呈现，并尽可能地包括更多的话题和观点，以避免因信息缺乏所造成的传播及表达的“雪球效应”；网络媒介更应在机制尚未成形时就通过行业自律向民众提供免费和精确的信息，使得他们能通过拥有充分而真实的信息享受民主权利，进行有关各种政策选择的讨论；可尝试将代议民主和网络民主结合起来，以网络民主为重要手段，借助网络数字平台来改善代议民主信息摄取的不及时和不完整，以代议民主弥补网络民主决策的低效并解决其权威问题。政府及媒体要实现对传统误区的跨越，培育一种能够体现公民能力和民主效能的网络公民社会文化，要逐步扩大网络民众的主体范围，并在诚信评价和责任担当的前提下，通过网民对公共事件的直接参与和自我管理，最终形成一个既达成共识又尊重不同意见的多元话语空间，从而影响政治过程、深化社会民主。　　 我国目前的网络民主参与显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网络民主参与灵活性的背后所蕴藉的制度性规范的相对缺失依然是网络民主进步的瓶颈。但只要不断建立与完善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最核心精神的制度化规范，并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作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探索，就会不断逼近网络民主的终极目标，使得基于网络的协商式民主参与最终成为人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