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三,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三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著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