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台湾著名现代诗人、文学批评家,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道家美学的当代诠释者与极力践行者。本文以叶维廉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在尊重其各自生长秩序的前提下,寻索其间错综复杂的交结点与血脉相通的生命秩序,即叶维廉不断“超越隔绝,寻求汇通”的文学、文化与生命之旅。 在论述过程中,文章力图在历时性的寻迹中,揭示叶维廉生活、诗歌、诗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共时性的沉思中,把握其诗歌与诗学生长的独自秩序与内在汇通。笔者发现,隔绝与汇通构成了叶维廉生命旅程中最真实的风景线,而于“愁渡”中静默地“歌唱”、于守护中闪射批判的锋芒,恰是这风景中最醒目的姿态。 全文由导言、主体上、中、下篇和结语构成。 导言部分在综述叶维廉的丰貌著作、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本文立意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将叶维廉生命、诗歌、诗学在保持其各自风貌的同时,展现其间血脉相通的联系。 主体部分在整体上呈现为“总——分”式结构: 上篇围绕着叶维廉“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旅程中所历经的形体放逐与文化放逐,揭示出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气候和学术氛围在激发叶维廉诗歌与诗学“超越隔绝,寻求汇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中发现,居港时期殖民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泯灭、居台时期专制政治的压抑、居美时期工业文明对生命自然的扭曲,顺次成为叶维廉生命“隔绝”感的经验来源。而在一次次具体的“隔绝”背后,贯穿着一个更为深层的文化隔绝意识,即“对中国文化可能全面瓦解的焦虑情绪”。这一文化“虚位”的产生,在叶维廉看来,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对中国民族文化原根性的放逐。 中篇以叶维廉诗歌创作中的关键意象“窗”为研究视角,通过发掘它在古今艺术史上的回响和其“阻隔/开启”的双重性,借以:一方面揭示叶维廉的生命哲学,即其前期诗歌中呈现出的“窗内——窗外”生命追逐模式,后期诗歌中的“窗中——风景”生命转化模式;另一方面,揭示叶维廉的诗歌美学,即(一)其审美理想,以中国传统的“外象弧线的呈露同时又与内象的弧线应合”为最高境界。以此为基准,文章将叶维廉的诗歌划归为四类;在观物方式上,诗人强调“出神”的意识状态。文章指出,“丧我”与“特别注意”是“出神”意识状态的基本条件,叶维廉进入此一状态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方式,而“窗”成为其最忠实的记录者。(二)其诗歌结构,一方面与诗人生命模式的转化应合地最为紧密,另一方面,又与作为天然取景器的“窗”存在着密切的美学关联。而在诗歌结构的建构中,一贯充盈着广博的情怀。(三)其诗歌语言,反对诗歌语言的过度散文化、说教化、甚至口号化的弊病:在前期,力避诗歌语言上的叙述性,而重视意象的强烈、活跃、含蓄多义及音乐性;在后期,则追求语言如透明之窗,得“景”而忘“窗”,以期回到指义前活生生的现象世界。(四)其诗歌的美学意义,在于一方面山水诗借“前现代”的自然精神与近乎“后现代”的文学形式反对“现代”文明的弊病;从多元文化的世界趋势看,诗人重视“具体经验”的山水诗旨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审美视境,其在当代衍生出“如生活的艺术”观;另一方面,它引人反思语言与图像、诗歌与视频之间的复杂关系。 下篇将叶维廉的诗学批评整合为传释学诗学体系,指出其开放性生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一)七、八十年代中国古典传释学建构期,以“具体经验”为核心观念;(二)贯穿七、八十年代进而衔接九十年代的跨文化传释期,以“文化模子”为核心理论;(三)九十年代以来走向文化批判的传释实践期。文章旨在揭示叶维廉诗学的理论背景,即以道家美学为核心并积极吸收西方现象学、诠释学;其研究态度和方法,即怀疑与批判态度、比较与历史寻根意识、以语言哲学为根基的美学、文化、政治哲学层层深入的方法;其文化立场与乌托邦向度,即站在道家美学的当代价值立场上,对于文化生态多元对话与平衡互补的不懈追求。 结语部分概括叶维廉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的内在汇通:以生命本己的自然而然为精神目标,以超越隔绝、寻求汇通为精神态势,以怀疑、批判与反思精神为生长的内在逻辑,而对中国文化的深沉眷恋与长久忧虑、对中国传统审美视境的无比珍视和极力阐发则成为贯穿上述诸因素的情感内核,具体表征为“山水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