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给予每个人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机会和与之伴随的利益保卫和利益磋商行为的高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和激化。尤其是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国有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迅速增长。这些事件都是转型期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集体行动”的研究者所持有的一个长期共识是：对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理论解释,必须和相应的社会变迁理论联系起来。本文以农民在“征地”中面临的维权困境为例,以政治过程理论为视角,采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理论叙述和经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集体行动”的背景、发展过程、农民与政府的互动及后果,揭示农民“集体行动”的发展逻辑、对立属性及其根源。社会变迁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风险,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发生“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在现行体制下,农民遇到利益受损或表达利益诉求时,采取制度内的渠道往往失效,农民就有采取制度外行为即“集体行动”的需求。“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不完全取决于农民的需求,也受制于当下的基层政府的综合能力。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认真追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这些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建立与和谐社会语境相适应,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理论,对解决日益增多的“集体行动”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农民“集体行动”的对立属性、发生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农民“集体行动”,可以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增进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