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著的整理和阅读,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述该时期新文学史著书写的基本状态,以不同视角还原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写作的样貌,叙述该时期撰史的基本角度和观点,分析该时期“附骥式”新文学史书写的优长与不足,试图揭示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编写的局限及对后世文学史编写的推动,力求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提供更具积极意义的思路。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在论述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的书写概况之前先将关注的重点置于该时期的文化语境上,将视角置于探索该时期撰史者文学观念转变的多种原因以及文化语境的多元化背景方面。第二章,“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概观。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代表的“思潮运动史”的述史方式,以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和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为代表的“文体分类史”的撰史模式和以人为中心通过作家串联创作和思潮的写史方式是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书写的三种主要方式。相较于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较为单一的写作模式,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更加多样化,关注和研究新文化运动早期“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变革的探索走向深入和学科新活力的激发。第三章,从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观点展开论述。该时期对新文学入史趋势骤增,史家在撰写文学史时的述史观点也呈现多样化态势,对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集中体现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及以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总结,还原该时期述史观点的基本面貌。第四章,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书写作为新文学入史的早期尝试,分析其在编写内容、编写方式的选择和编写观念的确立上,为后世文学史编写带来方何种指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也为后世文学史的编写留有什么样的余地。本章试图走进该时期史著,发现对后世文学史的书写中具有借鉴意义的部分,探究其优缺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者提供价值参考,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贡献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