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是明代北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其治乱形势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兴衰.本文选取明代辽东问题的一个侧面--辽东与山东的地域关系进行研究,对明代辽东隶于山东这一特殊历史地理现象进行考察:在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中,为什么唯独明代将辽东置于山东的管辖之下?这种关系又对其各自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从当时的形势可知,洪武年间,明军对辽东的初始占领即由登州渡海北上,与内地的联系和后勤供应也完全依靠从山东半岛的越海转运.这种紧密依赖的地域关系促成了山东按察司和山东布政司下属辽海东宁道的设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辽东隶于山东"的政区地理现象,也使得两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制度上的隶属关系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明代的辽东事务是否全面处于山东的管辖之下?事实证明,明代的山东对辽东只存在名义上的管辖,许多名义上属于山东的官员前往辽东任职,协助处理地方民政与司法事务.而辽东都司本身的管理方式也在逐渐变化之中,一方面是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另一方面,由于起初设定的行政管理幅度过大,其地方行政区划也逐渐从两级制向三级制过渡. 与行政上名存实亡的关系类似,自太祖时期之后,山东与辽东之间的交流也由紧密趋于松弛.这首先是由于交通道路的变迁,由于成祖迁都北京,经山海关通往辽东的陆路地位上升,登辽海道却被边缘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辽东屯田能够自给自足,海运地位下降,运输过程中又出现各种行政弊端,导致海运事务弊大于利,最终废驰.在这种官方交流衰落后,登辽海道又在明后期的海禁政策下被彻底切断,给当地的产业结构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当正常交往的渠道被阻塞时,两地间的走私贸易和海岛逃人现象却日渐严重,形成一种值得重视的民间自发弥合现象.断绝两地联系给明末的辽东战局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战事初起时,明廷不得不重开登辽海道以供应辽东军饷,但当时朝廷的全局调控能力和地方应急机制都无法与刚立国时相比,登辽海道又已经封闭日久,仓促开放后出现各种问题. 辽东难民和逃兵通过海道大量涌向山东,给当地带来沉重的压力；山东视支援辽东为沉重负担,两地民众关系恶化,直至发生登州兵变,登人与辽人互相残杀,可视为两地矛盾的总爆发.通过这些考察,可以得出结论:明初经营辽东--山东关系的举措成功,但中期之后却出现了严重失误.当两地密切交流时,辽东和山东同时发展,但切断两地联系后,不但影响到两地民生,也使辽东陷入孤立境地,为明末辽东战局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