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代城市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变粗放的城镇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形成空间分布、职能、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也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台湾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体现着中国城镇发展的一般特征，更是中国沿海城镇发展的典型代表，尤其在光复后走出了一条高速、高质城市化发展道路，曾被联合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典型案例。因而，分析台湾城镇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探讨台湾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因，不仅可以揭示台湾城镇发展变迁规律，有助于深化台湾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城镇体系的研究，更好地推动两岸城市之间的融合交流，还可以为大陆更好地发展城市、建设城市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城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发展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梳理分析台湾城镇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在选材上，注重从宏观、长时段角度分析台湾城镇发展变迁;在内容上，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视角综合把握台湾城镇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迁的过程，深入分析其变迁动因和城镇化的经验;在研究方法上，借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定性和定量统计分析的形式，对台湾城镇体系的变迁及其特征进行理论的概括与分析，从中归纳出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长时段的贯通性与多学科的交叉性以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在目前台湾城镇的研究中尚不多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台湾城镇发展史与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薄弱环节，这或许可以成为本文的创新与特色。　　城镇的发展变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活动模式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城镇聚落型态。本文首先分析了台湾城镇产生发展的地理环境，并据此简要梳理了清代之前台湾城镇发生发展的概况，进而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对清代、日据时期、光复后至9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台湾城镇发展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城镇发展变迁进程，从中心城市、空间格局、功能结构等方面归纳分析不同时期城镇体系的时代特征，探寻其发展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　　清代台湾的城镇由台南为中心向全岛扩展，数量不断增多，但是其规模不大，而且受海峡两岸交流的影响，台湾西海岸的港口城镇发达，基本上形成港口与行政中心城镇鼎立的发展模式。至台湾开埠后，台湾南北四大通商口岸迅速成长，并最终与台南、台北两个府城结合发展而成为两大区域性中心城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南、北两个城镇网络。清代台湾城镇的职能主要是港口运输、行政中心、山地贸易集市，以及后期少数的煤矿开采、加工为主的城镇;其城镇分布表现为孤立分散的空间形式，且以中小城镇为主。　　1895年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后，为了掠夺台湾资源，维护其殖民统治等，在台湾实施“基础工程”建设，促成沿铁路干线交通枢纽城镇的快速成长。尽管当时台湾曾出现了一些工矿、食品加工等工业，但是在日据时期，台湾的城镇主要是行政中心、运输中心、商业中心以及制糖等工矿业城镇。城镇功能基本上仍是以政治中心和商品交换、运输为主，而且当时台湾的主要城镇都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因清代原有的大量沿海沿河港口渐趋衰落，日据时期台湾的城镇空间格局由原来沿西海岸集中分布逐渐转向沿铁路线分布。　　台湾光复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转型，台湾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不同等级的城镇都有显著的规模扩张，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城镇首位度基本不高，保持了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城镇职能则形成了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工业中心、旅游中心四大基本类型，其中以综合性城镇居多。不过，因为台湾地理自然环境、历史社会等原因，台湾的城镇在空间分布上呈西密东疏态势，再加上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便捷化，以及交通工具的改变等，更促进了台湾中心城市的郊区化趋向，几个中心城市的空间逐渐超越其原有行政界线。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西部沿海基本上形成了台北都会区、台中都会区及高雄都会区，中坜、新竹、嘉义三个次都会区，甚至发展蔓延出西部沿海都市连绵带。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海峡两岸间尤其是闽台间将结合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条件，进一步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未来海峡两岸的沿海城镇将会在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中国的又一个增长极——海峡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