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文学家.这首先就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以《沉沦》为代表,他以一个"颓废者"的形象游走在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舞台边缘,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表现人的性心理.自我暴露,主观抒情,宣泄人内心的苦闷,表现人真切的内心世界和情绪活动.这种创作对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想环境无疑是一记响雷,惊醒了整个中国文坛,预示着人及人性的复归.他将这种敢于冲破一些封建束缚的精神运用到文学批评当中,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他的文学批评多散见于报端、序言、书信之中,不太系统,远没有小说的影响面大,使得后人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远没有达到对他小说的研究那样透彻.即便是相关的论文也大多集中在他文学批评的某一个层面,如审美性、批判性等等,很少有对于他文学批评轨迹进行长篇系统地分析的.基于此,本文试从文化心理切入,以时间发展为轴,分前后两个时期,集中探讨郁达夫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以这一点向外延伸,将更有利于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作家群体的人格风貌,重新评价"五四"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郁达夫早期的文学批评所呈现的是对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冲撞.这种冲撞从三个方面展开.后期文学批评中郁达夫注重对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整合.特别是在文学主体性的问题上,他将"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心理机制用全新的现代话语进行演绎.郁达夫文学批评的前后变化,表明了在传统的文化心理机制下,作为个体的人很难冲出时代的幽囚,即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呼唤个性解放的口号,最终都要从不同程度上皈依到五四的宏伟叙事当中.郁达夫在五四文坛上,曾经将个人的形象推至激情的顶点.可以说他所追求的个性解放达到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最深度,但是,这个真正达到个性解放高度的人,却不得不面对更庞大的集体主义的呼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后期的文学批评中不自觉的流露出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个人主义逐渐消解于集体主义的宏大话语中却依然留恋、回望那个最本真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