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神话是神话体系中一组颇为生动的神话故事,其基本内核集中在“生”“死”、“爱”的表现之上。将“死而复生”神话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历时的角度看,“死而复生”神话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至今均有流传且有新的神话产生;其二,从共时的角度看,“死而复生”神话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神话系统中均有不同的故事产生;最后,从文学的角度看,“死而复生”神话丰富着文学内容,与文学共同阐释着关于“生”、“死”、“爱”的理解。更进一步讲,神话开启的文学叙述应被视为一部人类精神的秩序建构与疗救史。神话原型在后世叙述文学中反复吟唱,在集体记忆中逐渐叠加为传统,成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这正是神话的价值;从文化的角度看,“死而复生”神话产生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因而负载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密码,因此,解读“死而复生”神话的基本内涵,就是打开我们民族文化宝库的钥匙。论文以文学人类学之最新方法论“N级编码论”为指导,即按照第一级是物证(物),第二级是古文字及其隐含的上古思维信息(字),第三级是古代文本(文),N级是近现代以至未来无法穷尽的文本(对上古文化密码的演绎和再造)的方法论,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死而复生”神话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绪论:主要分析以下几个问题:本论文研究的神话范围应包含哪些具体领域?包括历时的与共时的,从本研究的目的来看,本文所界定的神话应是“广义的神话”和包含世界范围内大多数民族在内的。其二,本文的研究对象——“死而复生”神话是什么?其三,“死而复生”神话研究对文学人类学的学科意义及其文化意义何在?这三个问题是在绪论部分重点要阐释的问题。第一章:“死而复生”神话概说。主要从类型学的角度,结合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斯蒂·汤普森的《民间故事分类学》对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死而复生”神话的分类、情节结构模式做出分析,以期探寻其共性与个性。第二章是本论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在该部分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死而复生”神话的发生学机制:力图还原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心理运行轨迹,从“互渗律”、“循环观”、“万物有灵观”、“长生不死观”的原始思维找寻“死而复生”观念产生的思维基础。“死而复生”观念的运作机制:具体从“死而复生”神话与图腾崇拜,“死而复生”神话与仪式,“死而复生”神话与宗教等方面进行推演,探讨“死而复生”神话的活态文化和历史演进。这是从文化大传统的角度探讨“死而复生”神话的多重意义。第三章:“死而复生”神话的文学意义。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选取了神话仪式与悲剧、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哈姆莱特》、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盗墓笔记》等文学文本为个案进行分析,意图对“死而复生”神话所反映的文化小传统进行剖析。研究证明,“死而复生”折射出人类四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对生死意义的思考与追问、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对家园和故土的渴望与文化寻根以及对长生不死的世代追寻。由此,“死而复生”神话的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相互打通,展现了一幅人类文化发展的全景图。第四章:“死而复生”神话的文化意义。这一部分论述的重点在于通过对“死而复生”神话在共时与历时的角度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做出阐释。神话是一个时代文化的镜子,从“死而复生”神话中可以折射出东西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在东方,“死而复生”神话更多的体现了东方“天人合一”、安宁快乐的文化特质,在西方则体现为“天人相分”、死亡痛苦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基因渗透在东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当然,东西方文化也有相同的成分,在上古时期,劳动的热情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在阶级社会时期,阶级斗争和反抗阶级压迫、追求自由平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特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信仰被工业文明所摧毁,人们在互联网、广告和影视作品中隐喻地表达着对“主流”、“官方”和“权威”的反抗,这是“死而复生”神话在新时期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死而复生”神话又是我们解码文化的重要工具。以上就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表明,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生”、“死”、“爱”的问题进行解读,能更直观地看到我们不同民族文化与心理形成的深层原因,因此”死而复生”神话之多重意义的挖掘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探寻民族文化的密码,传承并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