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元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最后到德性伦理学的历程。特别是麦金太尔对规范伦理学的追问，把人们又带回到古希腊美德伦理学的时代。西方的德性传统由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的德性传统由原始儒家处发端，德性思想尤其在孟子那里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并在理论上走向成熟。从西周到孔子思想发展的过程表明，德性思想已经开始进入思想家的视域，孔孟之间的儒者对此已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建立了心性一体、德知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孔子思想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正是依此为基础，加上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其德性思想的创造提供了理论刺激，从而最终使孟子得以建构起一个相对完备的德性伦理体系。　　 孟子的伦理思想不同于荀子，这与他的天人观和人性论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天是伦理道德之天，因而心善的终极根源在于“天道”，只要全尽自己的善性，便可识得、践履“天道”的诚德之性；反之，一旦识得、践履“天道”的诚德之性，便可体证、觉察到自己的善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心之同”，即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一种以情感为主体和统摄，情理一体的人性结构，特点在于由心知性、以心显性。四心是人性中的四善端，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萌芽，要使这种萌芽发育成长，从可能转化为现实，还需后天“扩而充之”的工夫。人之所以不善的原因在于善心放失的缘故。德性有了天道、人性的基础，还需在人伦关系中得到体证，于是五伦便应运而生，成为孟子德性思想的现实根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五伦的内容，运作的原则是人伦互动，其结构原理在于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五伦设计使每个人都能够遵循自己的本分或义务行事，表现出善良的道德行为，使自己成为健全的人，实现人伦与人道的统一。　　 在天道观、人性论、五伦说的基础上，孟子建立起了仁、义、礼、智四位一体的德性体系。仁是道德的本体，是道德的源泉，根源于人们的恻隐之心，是先验的爱人之情。它通过爱的伦理统一的力量，为个体向实体的回归提供了基础；义是爱人的方法与途径，是正当的德性行为。它通过强调义的至上性处理个体情欲与伦理要求之间的关系，使个体在道德追求中冲破主观任意性的束缚，从而做到舍生取义；仁与义的结合形成道德的“体”与“用”。礼是对仁、义的节文，它规定了爱人的秩序和行为准则，是对道德价值的尊敬与肯定，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操。智则是对仁、义的认同，能够指导个体按照伦理普遍性的要求超越个人情欲的需求，形成对仁义的道德认识与道德信念，使仁、义的践履走向自觉。　　 孟子德性思想中，仁、义、礼、智四德都与情相关，分别根源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是人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羞恶之心是人对自己或他人行为正当与否的羞耻或厌恶之情；恭敬之心是用礼节表示对他人的尊重、敬重之情；是非之心则是一种判断是非的“理”，这种“理”是人伦日用的生活情理，是性之理。正是孟子真正系统地把“情”提升为“道德情感”，第一次在形上的层面发现了道德之情、伦理之情。其中情感是本体与主体，统摄人的理性与行为。情因按照理所规定的秩序发挥自身的伦理统一力而具有道德属性，成为德行的内在动力；理虽然给予情以运作和扩充的秩序，但是必须建立在情的基础上，德性才能找到最终的根基。没有情，个体就不能扬弃自己的孤立而与他人同一，从而作为普遍人伦关系就不能形成或得到维护；同样，没有理，天伦和人伦就会混淆，会造成“爱而不别”的乱伦。所以说，孟子的德性论是情理精神的统一。　　 从学理上来看，道德规范本身并不是德性，它可培养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使主体的道德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道德规范作为他律的力量，必须转化为主体内心的道德自觉，在构建道德自我、体征道德规范的过程中实现德性与德行、德性与规范的有机统一。这就需要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通过主体对知、情、意的认识和修炼达到一定的伦理心境。孟子的道德实践即道德修养观继承了儒家修身养心的传统，以“万物皆备于我”为其道德实践的前提，通过反省内求的修养途径，存心、养气、寡欲的修养方法，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道德提升的精神模式。　　 修身是孟子的“内圣”功夫，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其自身的成就不仅依赖于自我维度上的展开，而且指向更广阔的社会之维。只有在社会的历史图景中，个人的完善才能得到保障，同样德性境界的提升、德福一致也要在整体人类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基础上获得完成。孟子的德性论就着眼于此，将其德性推至整个国家社会，通过仁政的政治实践，即“施仁政于民”，通过重民的政治政策、富民的经济政策、教民的文化政策，发挥其德性伦理的外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