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入侵我国东北边疆,生活在黑龙江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索伦部等族民,在清廷的带领下南迁至嫩江流域。清廷将他们编为布特哈打牲部落,隶属理藩院下管理,后设置黑龙江将军一职主管其事务。1732年在“布特哈打牲部落”的基础上,对这些部族编旗设佐,建立布特哈八旗。他们战时为军平时为民,以该组织形式为依托进行日常的生产生活。其民族生计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政治层面上,清代相继设立了布特哈总管衙门、布特哈副都统衙门和东西布特哈设治局等一系列针对布特哈八旗的管理机构,采取“因族而治,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观念。军事层面上,在布特哈八旗兵丁在以狩猎为主的生计活动中,形成了善于征战的传统,听从派遣征战沙场、定期巡逻中俄边境、驻守边防哨所,是保卫祖国领土的强劲兵力,并使清廷以此为重。经济层面上,在南迁前,索伦部族民以狩猎为主,兼事渔采业,清廷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贡貂制度、贸易制度、俸饷制度,以向其贡纳珍贵的貂为核心目的。南迁至嫩江流域后,布特哈八旗的设立,使旗内民众的狩猎动力及狩猎方式发生转变。布特哈八旗进入繁荣期后,民族生计实现多元化发展,而后在与满、汉等民族互动交流的背景之下,布特哈八旗各族的生计方式相互渗透、影响,主要表现在民族农业化进程的推进。整体而言,不同生计方式所占的权重发生了改变,农业在生计模式中占比增加,狩猎业的发展不比以往。随着布特哈八旗民众生计的变迁,呈现出生产工具进步、狩猎动力改变、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在社会层面上,布特哈民族生计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性别分工、社会阶层分层、生活方式转变等社会进步。布特哈八旗民族生计构成了其民族存在、发展的基本底色。一方面,清廷以生计为重,设置了各管理机构与贡貂等经济制度。然而,贡貂制度是以民族有限的生计来源供给统治者无限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布特哈八旗民族狩猎业逐步没落的结局。民族生计的经济变迁,使得狩猎传统下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布特哈民族在经济交流和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互济的生计格局,得以维持其基本生存。总体来说,布特哈八旗的民族生计展现了清代中国东北边疆经济变迁的丰富图景,也是狩猎民族农业化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