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后半叶至今,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例如全球变暖、物种加速灭绝以及高致命性传染疾病频发等问题越来越威胁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整体性质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恶化都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因此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领域之一,也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与此相对应,思想界与学术界也提出了各种理论学说,寻求推动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动力因素,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基于生态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在生态学原则下重建工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甚至是全球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高度去看待和应对这一问题,以生态价值思维取代目前的经济价值思维,这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去解决环境危机；另一类可归结为环境主义方式,这一理论认为正是由于环境危机的整体性使得各个国家都不能袖手旁观,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能够进行有效的合作来应对这一问题。由此形成了关于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动力因素的分歧,即究竟是依靠道德提升还是借助利益推动。本文重点在于将道德因素与利益考虑相结合,首先探讨道德的不同内涵与原则,借助于美国思想家尼布尔的理论将道德区分为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证明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比较虽然失之于纯粹性与利他性,但由于国际社会的结构特点、国家作用以及交往方式等原因,群体道德却比个人道德更加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的合作。在论证了群体道德的内涵与原侧之后,文章将进一步论证道德因素如何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并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如果将国家行为分为目的、手段和效果三个部分的话,很明显,目的是很难从外部探知的,因此本文从手段与效果两方面论述道德因素尤其是群体道德是如何起作用的,手段方面重点比较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的不同,并为下文进一步论述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方式做铺垫。最后以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尼泊尔阿伦Ⅲ水利工程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与发展三个例子说明群体道德因素是如何通过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来推动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全文目的在于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汲取智慧并试图运用于对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考过程,以期找到一条推进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与现实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