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欧国家都面临着紧迫的战后经济重建和恢复的任务，亟需补充大量外来劳动力以弥补国内因战争伤亡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大批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以劳工输入的形式进入欧洲。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们为西欧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随着西欧国家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穆斯林群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一跃成为西欧国家第一大少数族裔。在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穆斯林移民，特别是那些在西欧出生并接受了西欧国家教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对于政治参与的意识也日渐增强。作为西欧国家第一大少数族裔，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同时也受到所在国移民政策、移民模式、自身宗教信仰以及族群文化的影响。　　本文集中讨论的英、法、德三国，作为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多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其不同的移民模式为其境内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的政治参与机会。穆斯林作为西欧国家的少数族裔政治力量，其政治参与方式既有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诸如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也有非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像政党政治、社团政治、工会政治等。同时，不同国家穆斯林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会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所在国政治生活中去。另外，穆斯林作为信仰伊斯兰的西欧少数族裔，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也使得他们对伊斯兰国家集中的中东地区的政治事务极为关注。　　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尊重国内少数族裔的自由权利以及集体权利，鼓励他们维护其族群文化和宗教信仰，为其国内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外部环境。英国穆斯林通过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社团政治、媒体政治等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积极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与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不同，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不承认国内少数族群的集体权利，并要求他们放弃原来的语言和文化，接受法兰西文化的同化。在这种模式下，法国穆斯林的政治参与行为受到很大的限制。法国穆斯林主要是通过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参与法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法国穆斯林更懂得利用手中选票参与到法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集体性权利得不到承认，法国的穆斯林在社团政治、媒体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德国对其境内的穆斯林群体采取的是“客籍工人”模式，即只把这些在二战后移居德国的穆斯林看作临时在德国工作的劳工，认为他们迟早要返回其祖国，因此从未考虑过赋予其德国公民身份。在这种模式下，德国穆斯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获得德国国籍，因此一直都难以通过投票选举这一最基本的方式参与政治。在德国穆斯林社团中，其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议题。而德国穆斯林媒体由于语言、自身影响力等问题，对德国政府的影响力也有限。　　至于西欧穆斯林群体对伊斯兰国家集中的中东地区事务的关注，则主要表现为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对所在国的中东政策施加对伊斯兰国家有利的影响。由于西欧国家不同的移民模式以及穆斯林来源国的差异性，生活在“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下的英国穆斯林，向英国政府表达自己在中东政策方面的诉求最为积极，其对中东问题的关注点也较为广泛，涉及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穆斯林朝觐等多个方面。法国穆斯林由于受制于法国严格的“共和同化”模式，因而他们对法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远比不上英国穆斯林的影响力，只有巴勒斯坦问题似乎是唯一能让法国穆斯林进行集体政治动员的中东地区政治安全议题。在德国的大批外籍劳工中，土耳其裔占绝大多数。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安全问题上，德国土耳其裔穆斯林大多致力于促使德国政府支持其母国土耳其的政策。从这一方面来说，德国穆斯林与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有很大区别。此外，流亡在德国的库尔德人（也是穆斯林），也以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人权问题为由，积极游说德国政府把这一问题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