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把汪榕培教授“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建构成一个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如标题所示,本文对“传神达意”的探究与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构想是双管其下、齐头并进的。本文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思路是:借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观理论”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原则—参数”模式对“传神达意”的内涵进行细致探讨,并用典籍英译个案分析“传神达意”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达到建构的目的。“中观理论”主要用于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旨在指出“传神达意”既具备理论的指导性又兼备实践的操作性。“原则—参数”模式主要用于确定“传神达意”的原则和参数,即“达意”和“传神”作为典籍英译的两项基本原则;“达意”的参数设定为“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认知层面”,“传神”的参数设定为“文体”、“风格”、“意境”、“情感”和“形式”。本文总结出来的“传神达意”的参数其实是中西方所共有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必然涉及到的,只不过缺失了系统归纳这一环节,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想改变这种面貌,把翻译中涉及到的参数都归到“传神达意”这个总原则、总标题之下。“传神达意”不是单纯的并列关系,而且偏正关系,即“传神地达意”,其中“达意”是翻译的基础,“传神”是“达意”基础上的锦上添花,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翻译要“达意”这个最基本的要求,翻译界并无任何异议,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翻译时译者应“达什么意”和“怎么达意”。对于“达什么意”,本文的观点是:翻译中的“意”应该是融合了原文本和译者主体的“意”,即译者对原文本的主体认知基础上的“意”;而对于“怎么达意”,本文的回答是用“中国英语”去翻译中国典籍作品。这里的“中国英语”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内涵:第一,“中国英语”首先要是顺畅自然的英语,是一种符合英美读者阅读习惯的英语;第二,“中国英语”的使用是针对那些西方语言中所没有的而中国所特有的词汇。应该说,“中国英语”是一个统称,它把翻译中可能涉及到的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都包括在内了。对于“传神”,本文的观点是“传神”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切实的分析捕捉到的。一般认为,“传神”论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特点各不相同。根据“传神”在这三个时期的特点并结合翻译的本质来看,翻译中的“传神”应取唐宋时期提倡主客观融合的观点更为恰当,并以北宋时期苏轼的“传神论”为代表进行了详细论证。苏轼提出的“常理”、“凡人意思各有所在”等观点能恰到好处地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清朝沈宗骞在苏轼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神之正”的观点,即“各有所在”的“神”不易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传神”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画论中也多见对“传神”的讨论,可见中西方在“传神”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当然,这不仅仅是个找共通点的过程,更是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服务的。将“传神达意”置于译文比读中旨在以一种有理有据的方式去检验“传神达意”两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的指导性及其参数在实践上的操作性。通过对“传神达意”的内涵、原则参数进行的细致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传神达意”完全可以作为典籍英译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具备理论上的指导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操作性,是行之有效的一套原则和参数。它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应该是: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因此,作者有理由相信,本文对“传神达意”和“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建构”双管齐下的探究能给日后典籍英译的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这部分主要论说本研究课题的缘起、相关背景等内容,同时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第二章主要讨论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几步准备工作。本章先是对“思想”、“理论”、“理论体系”等几个高频率使用的术语进行界定,接着分析将“传神达意”建构成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至为重要的方法论思想,即融合中国的诗性思维和西方的理性思维。最后在综合国内学者对建构理论体系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对于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设想。第三章主要是对“传神达意”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内涵及要点。对“达意”客观因素的分析是从传统译论着手,通过分析“意义”的嬗变过程以确定本文的“达意”是什么;对“传神”客观因素的探讨主要从中国传统画论着手,接着分析它在古典戏剧、小说中的应用,为确定“传神”在翻译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最后,作者强调“传神达意”并非单纯的并列结构,实则是一种偏正关系,即“传神地达意”,应把其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量。第四章主要探讨“传神达意”与“中观理论”、“原则—参数”的融合。通过借鉴“中观理论”、“原则—参数”的研究思路对“传神达意”及其参数进行分析,以证实“传神达意”作为典籍英译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根据显性化参数的原理,“达意”的参数可分为“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认知层面”,“传神”的参数可分为“文体”、“风格”、“意境”、“情感”和“形式”。第五章主要讨论“传神达意”在典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作者从古典诗歌、古典散文、古典戏剧、古典小说中选取个案进行比读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验证“传神达意”在理论上的指导性和实践上的操作性,另一方面在多个译文比读中凸显出“传神达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第六章是结论部分。这章首先对前五章进行小结,进而指出本研究的贡献、研究的局限性及可拓展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