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党中央和各地政府不断强化数字经济战略部署,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正确认识的数字经济发展就绪程度、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有利于地方政府深入了解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高各地数字经济落实部署的效率,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就绪度的相关概念,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就绪度水平的评价研究,重点介绍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OECD产业信息化过程的三阶段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其次,在文献梳理与相关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本文严格按照指标体系的构建程序建立指标体系:第一步,采用概念分析法、文献统计法、专家调研法对指标进行初步的筛选;第二步,采用隶属度分析对指标进行第二轮的遴选,第三步,运用相关分析等手段,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指标进行修正;第四步,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形成涵盖信息基础、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发展环境四个维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就绪度实证分析,计算得到11个省会城市的数字经济总指数和分指数。运用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手肘法和轮廓系数确定最优K值,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分成三类。选取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剖析了每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就绪度差异及成因。以2017年数据为标本,实证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存在非均衡的特征,大致呈现东部、中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杭州和上海分别以数字经济就绪度指数总分150.191分和139.209分位列区域第一和第二名。杭州、上海、南京与来自西部的成都共同构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的“第一梯队”,被归纳为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型”城市。来自中部的武汉、长沙、合肥构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的“第二梯队”,被归纳为为数字经济发展“追赶型”城市,而来自中部南昌与来自西部的重庆、贵阳和昆明则组成“第三梯队”,即数字经济“觉醒型”城市。最后,针对K-Means聚类分析的结果,分别对以杭州、武汉、贵阳为代表的三类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