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作为港台的一位学术大家,他在其文化哲学系统里构建了双重文化观,即早年运用黑格尔文化理论模型,以黑格尔遵循的“文化精神”为中心,将自觉文化活动视为精神之“外在化”,而把不以自觉价值意识为根源的偶然经验事实,收在“文化现象”里面,与“文化精神”分开,以此来疏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特质之分判,这与现代新儒家的理论颇有契合点；中年以后,认识到黑格尔理论模型并不能解释众多文化间交互影响的功能限制,故转而采用社会学模型—帕森斯主义模型来反思和分析中国自近代以来出现的种种现代化运动。劳思光认为中国之所以要有一个文化上的革新,就是因为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压力,而在这种压力下由被迫的文化改革渐渐变成主动追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价值。由此,劳思光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和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反思后,提出了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应然路向。劳思光治学六十余年,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危机意识和承担精神。但是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往往对现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反感,这无疑对于港台与内陆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隔膜,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失公允。总体而言,研究劳思光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今天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以便更好地与现代化建设进行结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